王裒一生思父是孝是迂,西晋历史上的王褒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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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褒 王修是曹操手下的大臣,他的儿子王仪,因为不愿意攀附司马昭,而被司马昭杀死。因此王仪的儿子王褒宁死不愿做西晋的官,只是为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 王褒是个美男

王褒

王修是曹操手下的大臣,他的儿子王仪,因为不愿意攀附司马昭,而被司马昭杀死。因此王仪的儿子王褒宁死不愿做西晋的官,只是为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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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是个美男子,字伟元,小时候就有操守,非礼不动。身高一米八还多,相貌潇洒,和一般人不同。因为痛恨父亲死于非命,坚决不愿做官。把房子建在父亲的坟墓旁,终身以教授学生作为自己的职业。

王褒是个孝子,早晨晚上都在坟墓旁跪拜,而且声音悲惨凄厉。坟墓前有棵柏树,因为他经常哭泣攀爬,树的颜色和别的颜色不一样.当他读诗经的时候,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时,没有一次不怆然泣下。

王褒家里贫穷,自己在田野里劳作,家里有时也养蚕。但是他洁身自好,有个学生曾经私自给他割了别人的麦子,王褒很恼火,于是就下令不再收他做学生,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在也没有敢偷偷地割麦子给他送去的。王褒的学生有一个在县衙里做事,求王褒为自己服务,王褒说:你的学问不足以照顾自己,我的德薄不足以让你接受荫庇,即使给你做事,也没有什么好处,况且我提不起笔已经四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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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挑起担子就走,儿子带着盐这类必备的东西,跟着他的学生有一千多人。当时的安丘县令以为王褒前来拜见自己,连忙整衣出来相迎,王褒于是离开道路站在一旁拿着自己的破碗,说;我的学生在县衙做事,所以为我送别。

县令牵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并且痛哭流涕。县令便把学生遣散回家,一个县里的读书人因为不再接受王褒的教育作为是很耻辱的事情。同县有个叫管彦的读书人,小时候很有才华,不过不太有名气,王褒却把他当成初中的人才,对他很友好,并且和他约为儿女亲家。后来管彦被朝廷任命为西夷校尉,而王褒也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管彦的儿子。但是后来却改变了初衷,没有把女儿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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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彦的弟弟问王褒为何如此,王褒说:我的志向是在山林间隐居,姐妹都处在很远的地方,吉凶祸福很难预料。你的兄弟父亲都在京城,这是洛阳一代的人,并不是我们结婚的本来目的。管彦说:先生是齐国人,应当在齐国安家。王褒说:哪里有父亲安葬在河南,儿子跟随着母亲到齐国的事情。这种用意,本来就是不孝顺。因此拒绝接亲。

由此看来,王褒是一个高洁的人,因为父亲的惨死,宁愿清贫一生也不愿做西晋的官僚;因为自己对父母孝顺,也希望自己的儿女亲家也是个格外孝顺的人家。

公元252年,司马昭率军在东关与吴军发生大战,结果战败。战事结束后,司马昭召集臣下,问道:“这次大败,是谁的罪过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低头不语。唯独担任安东司马的王仪接口回答:“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大怒,说:“你怎么能把责任推给我!”于是下令把王仪拖出去斩首。

王修是曹操手下的大臣,他的儿子王仪,因为不愿意攀附司马昭,而被司马昭杀死。因此王仪的儿子王褒宁死不愿做西晋的官,只是为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

对于东关之战,本文不多做分析。王仪的死,可以说是其轻率直言所致,也可以说是司马昭气度狭小不能容人所致。我们对敢于说真话的人很佩服,但有时候我也会想,为什么魏征说真话就不会被杀呢?还不是因为魏征懂得什么时候该说真话,什么时候也不妨打个马虎眼。当然,无论他人如何评价,王仪之死,在王仪的家人,尤其是王仪的儿子王裒看来,是天塌下来一样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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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仪悲痛欲绝,愤怒异常。可是,对方是权倾朝野的司马家族的领导人物,王仪一旦证明是冤杀,不就是说司马昭是枉杀忠良,是东关战败的主要责任人了吗?既然司马昭认定王仪是死罪,那就不可能从官场上,从政治上为自己的父亲正名。于是王裒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思念,对朝廷对司马昭的不满。

王裒从父亲死后,就一直在家隐居,教授学徒度日。

都城洛阳,那个司马昭居住的地方就在王裒家乡的西方,于是王裒坐下的时候,从来不面对西方。王裒在自己的父亲坟墓旁边修建了一个草庐,为父亲守丧。当教授学生,读到《诗经·蓼莪》中“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诗句,每次王裒都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学生们从此之后撤出这首诗歌,免得让老师伤心。每当想起父亲的时候,王裒经常在父亲坟墓旁边的柏树旁哭泣,泪水流淌在树上,以至树都枯死了。他的母亲生性害怕打雷,母亲死后,每逢打雷,他就到母亲墓前说:“儿子王裒在这里,。

王裒的孝行天下闻名,朝廷曾经三次征召,州郡曾经聘请七次,王裒一律拒绝。

王裒不但厌弃功名,对他人的赠与也从不接受。王裒家中贫寒,需要计算人口粮食,全家都参与耕种,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养蚕织布所得。即便是学生暗中替他收割麦子,王裒也会把收割好的麦子抛弃掉。

在父亲之后22年,西晋王朝的都城洛阳被叛军攻陷,盗匪像蜂一样四处都是,族人都想渡过长江移居到江东去,王裒眷恋父母的坟墓不肯离去。等到了盗匪逼近的时候才离开,临走的时候又拖延迟缓,结果被盗贼杀害了。

对于王裒,历代都赞为孝子。虽然王裒一生没有当官,却能在正史立传,足见世人对王裒的赞赏。

对于王裒,司马光还有一段议论,说的比较远。司马光说:“从前,舜帝诛杀鲧,而鲧的儿子大禹却侍奉舜帝,这是因为禹不敢废弃国家大事。而嵇康和王仪都是冤死,他们的儿子不侍奉晋朝的皇帝,当然可以理解。到了后来,嵇康的儿子嵇绍如果没有在荡阴的忠烈行为,岂不是会受到君子的嘲讽?”

看司马光的评价,首先觉得奇怪。为什么司马光对大禹和嵇康之子的选择有不一样的评价呢?大禹侍奉仇人,是不敢废弃国家大事,而嵇康被杀,嵇绍侍奉晋朝皇帝就应该让人讥笑呢?完全是两套评价标准嘛。

后来也就想明白了。中国的史学家也好,老百姓也好,从来都是两套甚至多套评价标准。就像庄子所说,杀一个人的人是杀人犯,杀一万人的人是英雄。明君贤相不论做什么都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小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也注定了会被呵斥。嵇康其实是个明白人,虽然他有自己的信仰,不愿意侍奉司马氏,可是却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在司马氏王朝担任要职的朋友山涛。嵇康其实并不介意自己的儿子在仇人门下当官。当然,这是嵇康的洒脱,也是生存的无奈。

至于王仪,对杀害自己父亲的司马昭有怨恨,我们可以理解。不过,从父亲王仪死去,到王裒去世的22年,王裒的种种孝行,让我看了却感到深深的压抑。我很欣赏陶渊明的一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时候亲人死去,苟活着未必要天天哭泣,才是孝顺。即便是不再在朝廷当官,不去侍奉所谓的仇人,也可以过得轻松自在一些,毕竟王裒也还有自己的家人,妻子,儿女。看王裒耿介到连学生帮忙割麦子,也要把麦子扔掉,就觉得这人太倔了。假设王仪在天有灵,也不会希望王裒的余生过得如此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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