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出生,土肥原贤二的中

来源:http://www.lxdregister.com 作者:中国历史 人气:162 发布时间:2019-11-06
摘要: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着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着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以豪爽重义闻名于旧中国官僚间,有“东方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之称,之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任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

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生平简介及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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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以豪爽重义闻名于旧中国官僚间。有“东方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之称。之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任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1945年战败后接受审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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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生平简介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侵华阴谋家。出生在冈山县一个军人家庭。1904年和1912年,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3年,以参谋本部部员、陆军上尉身份来到北京,在“坂西公馆”任日本特务头目坂西武官的助理,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

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陆军大臣为其规定了控制奉军、搜集奉军情报等任务。土肥原贤二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成为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有名的“中国通”。1919~1920年,土肥原利用其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是士官学校同学的关系,曾两次安排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与阎会晤,建立所谓“日阎亲善友好关系”。

1920年,直皖战争后,美英支持的直系军阀上台,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失势。他利用其在士官学校的同学、浙江省督的参谋长陈乐山做稳定皖系的工作,企图促使皖、奉、孙三者联合统一中国,以实现日本的侵略方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仓惶逃往汉口。土肥原立即在背后操纵策划,以停止银行兑换为手段,致使吴佩孚的纸币化为废纸,加速了直系军阀的垮台。

1928年6月,张作霖在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暗杀后,他被解聘辞去顾问,转任步兵第30团团长。1930年10月土肥原接受关东军的指令,在华北设立特务机关,以瓦解张学良势力。1931年3月,日本正式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由土肥原任特务机关长。此间,他曾利用石友三排斥张学良,拉拢阎锡山出山,一并解决满洲和华北问题,未能得逞。

1931年8月16日,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回国述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当天,由东京赶回奉天任所。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一时成了事变的指挥中心。9月20日,土肥原被任命为奉天市市长。9月2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的策划事变后下一步行动的会议上,土肥原主张应在满洲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国家。

当日本军部批准关东军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后,土肥原接受关东军的指令,于10月25日前往天津劫持溥仪到东北,以便拼凑伪满傀儡政权。土肥原到天津后,对溥仪软硬兼施,投其所好,并通过制造骚乱的办法,将其挟持到了东北。1932年1月26日,土肥原被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主要任务是稳定北满局势,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为侵占整个北满作准备。1933年,土肥原第二次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在《塘沽协定》划定的非军事区内策动叛乱,制造事端。

1935年6月,他又被关东军派往华北,协助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策动各派军阀进行所谓自治运动,企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土肥原到华北后,先是逼签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攫取了察哈尔大部主权;接着在停战区炮制了以汉奸殷汝耕为主席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后,又逼迫宋哲元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土肥原分离华北的阴谋最终遭到了失败。

1936年,土肥原晋升为中将,调任国内留守第1师师长。“七·七”事变后,他率领第14师侵入华北,直接介入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1938年6月,奉调回国,参加由陆、海、外代表组成的“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筹建中国占领区内统一的伪政权,并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土肥原机关。1940年9月,土肥原转任军事参谋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

1941年4月晋升为陆军大将,6月调任航空总监。1943年5月,出任本土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调任新设的第7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4月奉调回国,出任教育总监。1945年日本败降后,曾一度任东部军司令、总司令。9月13日,驻日盟军总部以战犯嫌疑下令将他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战后进行查证,确认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犯有侵略战争罪和战争阴谋罪。

1948年12月23日,在判决书下达41天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他由两名执行宪兵押着,走完13级台阶,然后立正站着。执行法官先用英语,再用日语命令道:"土肥原贤二,原地转过身来!"此时,土肥原贤二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谁都无法知道。但此时此刻的他一定知道,这里是他人生的终点,丧钟正在为他隆隆敲响。行刑宪兵把黑布头罩套在土肥原贤二的脑袋上,然后向执行官行举手礼报告说:"一切准备完毕。"执行官立刻按动电钮。绞刑台上的活动踏台猝然打开,土肥原贤二两脚悬空,整个身躯沉入绞刑台中……

1883年8月8日,一名男婴降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武士家庭,他就是后来被视做魔鬼的日本情报员——土肥原贤二。当土肥原贤二降生的那一刻,也许他的父亲,日军陆军少佐土肥原良永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次子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会成为西方记者眼中的“东方劳伦斯”,关东军中的“三羽鸟”之一,染上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最终走上冰冷的绞刑架……

生于军人世家,能说流利的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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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武士后裔,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被中国人称为“土匪原”,处处给人“憨厚淳朴、诚实可靠又乐于助人”的亲切感,但又是“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幕后推手。他在情报阴谋方面所展现的天赋和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精华”所在,美国记者马克·盖茵称他是“本世纪最大的政客和秘密间谍之一

土肥原贤二,1888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1945年战败后接受审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1913年土肥原贤二来到中国后,随即在关东军中服务,同时长期担任日本军人坂西利八郎中将的副官,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正如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所说的那样,土肥原贤二一露面,就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着,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1、坂西门下首徒

策划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这起事件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具体制定,土肥原贤二参与策划。

关东军所代表的日本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土肥原贤二在这起事件中又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事情还得从张作霖的起兵发家说起。

1916到1928年,国内军阀混战,中国一度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在众多军阀当中,“东北王”张作霖拥有最大的地盘,也是势力最强的军阀,而张作霖的起家竟得益于日本的援助。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当时,日军正是利用了满洲土匪袭击了俄后方才从俄国人手里夺得了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得到了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权,而张作霖就是当时为日本效劳的首批土匪之一。

为了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张作霖先是窃取奉天督军兼省长的职务,掌握奉天军政大权;继而安插亲信,派兵进驻黑龙江。到后来,张作霖在独霸东北的问题上只差吉林这一步,而时任吉林督军孟恩远却进行了强烈抵制。1919年,张作霖和孟恩远准备一决高下之时,日本军队介入此事,导致“宽城子事件”爆发,孟恩远下台,张作霖不战而得吉林,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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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的FT-17坦克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期间,土肥原贤二积极策动关东军援助奉军,并且“动员有关的中国人员对凡与吴佩孚有关的银行钞票,一律停止兑换”,断了吴佩孚的财路,再加上部下冯玉祥临阵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兵变,赶走了吴佩孚,张作霖一下子便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实际上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统。

之前一直靠投靠日本雄霸东北的张作霖一下子变成了北洋政府的最高统帅,便不再愿意继续受日本人的控制。张作霖开始拉拢与英美的关系,甚至还请了一名美国顾问。对于张作霖的变节,日本政府十分不满。1927年夏天,日本田中义一上台执政。日本的对华政策由原先的“协调外交”变成了“强硬外交”,日本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离的侵略方针。

1928年蒋、冯、阎、李联合北伐张作霖,奉军节节败退。此时,土肥原贤二接受了参谋本部的命令,出任张作霖“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一职。目的是保持与奉军的紧密联系,同时搜集各军阀的信息,其实就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然而,关于张作霖的消息只有节节败退。土肥原贤二试着劝张作霖离京返回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控制,却遭到了张作霖的拒绝。土肥原贤二想,如果张作霖这样不听安排,以后必定是“满洲”独立发展的障碍,于是就决心除掉张作霖这块绊脚石。

土肥原贤二找到关东军司令部驻奉天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商讨除张方案。此前,关东军司令官村冈曾建议借华北日军之手,在北京直接解决张作霖。土肥原贤二明确反对,他认为北京处在舆论中心,影响太大,一定得等到张作霖离京再做行动,这一想法得到了河本的赞同,两人便抛开村冈的想法,单独行动。工兵出生的河本主张爆破,土肥原贤二则通过北京铁路的调车场调度室里的间谍提供张作霖的具体车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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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事件”现场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离京回东北,临行之前,曾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晚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次日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爆破按钮,一声巨响,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自己也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时年54岁。根据河本的证词,土肥原贤二曾在北京站送张作霖的时候回到奉天,用密语电报报告了张作霖的车厢。而“皇姑屯”事件之后,土肥原贤二也成功晋级为大佐。

“九·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冈山县的一个武士之家,其父土肥原良永曾任日本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是日本陆军少将。

策划九一八事变

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后被中国军队缴获。次日,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中村等四人。但在前期审讯过程中,一个小小的细节竟成了日本进犯东北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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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事件”

在审讯中村震太郎时,其佩戴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飞,恰巧又被东北军屯垦三团团部司务长李德保无意间捡到并据为己有。后来,李德保去洮南府嫖娼的时候,为了凑够嫖资,将手表押在了大兴当铺。不知怎么,这个消息被时任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知道了,便当即命令川岛芳子赶到齐齐哈尔,诱捕李德保,夺得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手表。

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东北,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便责成土肥原贤二“便宜行事”。中村震太郎的手表便成了“突破口”,可以作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确凿“证据”。在“证据”到手后,日本方面便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

1931年8月18日,土肥原贤二到达沈阳并被任命为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表面上,是为了调查中村震太郎一案并就此与中国当局交涉。而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此行的目的是摸清和查明中国武装力量的实力、训练情况、通讯现状以及平民人口的状况。在其最后到达沈阳之前,他已对上海、汉口、北平及天津做了一次深入的考察旅行,而这与调查中村案完全无关。

就在中国当局竭尽一切努力来满足日本人的要求以致于驻沈阳的日本领事馆和新闻界人士认为一个友好解决中村案的方案即将出台之际,土肥原贤二对中方的解决方案提出质疑。因为,在深入考察之后,土肥原贤二已经认定中方已无抵抗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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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初,板垣及其他关东军参谋部军官以中村案为借口正密谋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土肥原贤二认为如果有必要,越快越好。根据土肥原贤二的建议,一个一贯坚持将满洲置于日本掌控之下的军人——参谋部的建川被派往沈阳,土肥原贤二随后也马上到了沈阳。就在建川出现在沈阳的那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铁路警备队在沈阳柳条湖附近安放炸药,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炸毁,然后将这一起自编自演的闹剧,栽赃到中国人头上,编造中国军队炸毁铁路,袭击日本军人的谎言,借此发动战争。在东北军放弃抵抗之下,沈阳、锦州等地相继沦陷,日军迅速侵占东北全境。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但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土肥原贤二14岁开始,先后在仙台地方幼年 学校、东京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4年10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在校期间曾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等同学,交往甚密,毕业后于同年11月被授予日本陆军步兵少尉军衔,并被分配到步兵第十五联队,不久便参加了日俄战争。

策划成立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但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土肥原贤二就一直在寻找机会扶持“满洲国“傀儡政府。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围绕着如何处理满洲的地位问题时发生了争执。板垣征四郎提出全面占领“满洲”,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这样日本就可以以东北为后盾,占领中国、统治南洋。石原莞尔表示反对,他认为,未来的“满洲”应该形式上独立,但当权者必须听日本人的。他担心如果在政体的形式上纠缠而激怒中国人,“满洲”将永无宁日。两个人因为不同意见产生了争执。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出,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方案,首脑则由清宣统帝溥仪担任。

土肥原贤二选择溥仪有以下两个考虑:第一,当年冯玉祥发动政变赶走溥仪时,是土肥原贤二在他走投无路时将溥仪接到天津日租界保护起来的,土肥原贤二对溥仪有救命之恩。第二,溥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心理一直想着复辟帝制,身份地位又符合傀儡政府的要求,适当游说下一定能让他出面“执政”。土肥原贤二的计划得到了支持,最终确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于是土肥原贤二便开始了他挟持溥仪的计划,而计划的成功也为土肥原贤二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巨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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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容与溥仪在天津静园合影

1931年11月4日,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静园游说溥仪。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没有任何野心,“满洲”人民在张学良的统治下过得不好,日本人出兵也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时欺骗溥仪说,“满洲”人民特别希望溥仪可以去东北光复帝业,并向溥仪担保新的国家是帝制,溥仪可以自主行使权力,新国家也会受到日本的保护。至于如何到达东北,土肥原保证全由他来安排。但由于自己和土肥原贤二会面的事情遭到了媒体的报道,溥仪开始质疑土肥原贤二的计划。

为了让溥仪尽早动身前往东北,土肥原贤二又策划了一系列插曲。根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在离开天津之前,他曾收到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又后来他又收到了一筐水果,里面竟然是炸弹。土肥原贤二便称全部是由张学良策划的,为了就是伤害溥仪。

实际上,夹在水果中的炸弹确实是张学良派人送去的。张学良的初衷是想警示溥仪,让他保持清醒,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但此时溥仪早已害怕得很,水果炸弹事情不仅没有让溥仪理智,反而吓得他赶紧派人去找土肥原贤二要求离开静园。

由于与日本军方有矛盾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奉日本外务省命令监视溥仪,不让他离开天津,媒体也一直在关注溥仪的动向。土肥原贤二坚持既定计划,并于11月3日告诉桑岛主计说,将溥仪挟持到营口,日本方面可以佯装与己无关。同一天,又对领馆人员指出,满洲的事态完全是由当地的中国军事当局的活动所致,万一为挽救局面,废帝登基在所难免,日本政府如进行制止将导致暴力。并扬言一旦日本政府不同意干预,关东军将脱离日本政府,且比谋杀更严重的事件将在日本发生。为了让溥仪隐秘地逃出,土肥原贤二又使用了一些“特殊手段”。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贤二命人纠集流氓组成千余人的便衣队,在驻津日军的配合下,直接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由于这伙乌合之众不穿军装,没有番号,因此又被称作“便衣队暴乱”。土肥原贤二通过驻津日军司令部下令戒严,开来负责保护溥仪的日军铁甲车,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封锁起来。随后,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藏在一辆敞篷车的后备厢里,被偷偷运出静园,然后化装成日本军官,搭乘一部日军司令部汽车来到英租界白河码头,再乘日本汽船离开天津。溥仪后来回忆说,二十年后,他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他的日籍侍从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溥仪和船上的人证与船同归于尽。当时溥仪的位置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而溥仪“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可见土肥原贤二是做了不少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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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报画刊》专版

当时的《天津商报画刊》从11月15日至12月底,以20多篇文章、30多幅图片连续报道了天津事变和溥仪出走的始末。溥仪后来也在《我的前半生》中讲述了出走的过程:

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溥仪《我的前半生》)

但由于计划不周,溥仪当时的皇后“婉容”没能一同带出,为了让溥仪能够安心“执政”,在溥仪的要求下,土肥原贤二又安排他手下的间谍川岛芳子赴天津把婉容也接到了东北。1932年2月16、17日两天,所谓“满洲国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月28日,溥仪正式公布 “建国宣言”,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皇帝。而此时的土肥原贤二不仅没有因为自己擅作主张挟持溥仪出逃得到责罚,反而由一个特务机关长跃升为陆军少将。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1905年4月,土肥原调往第49步兵联队,1907年12月晋升为中尉,土肥原进入日本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1912年11月,从该校24期毕业,次年年1月调到参谋本部任职;7月,土肥原便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被派到中国北京,晋升为大尉,担任日本驻中国武官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师从坂西这个日本驻中国第二代特务头子达五年之久,成为这个北洋七代总统的顾问最得意的弟子,他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谙熟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善于交际,因而还和中国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策划华北五省自治

在日本看来,华北的冀、察、晋、绥、鲁五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要保障他们已攫取的东北四省的利益,并继续侵略中国,就必须使华北地区和中国本土的其它部分分裂开来。为此,他们制订了“分离华北”,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侵略计划。

“华北自治运动“计划的制定,是由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派遣军司令梅律美治郎,于1935年4月进行策划的,并得到东京参谋本部和陆相头目的同意,后由关东军副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具体制订实施的行动计划。

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于二次大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说:“我参与帮助起草有关策划这一运动的文件,在起草计划进程中,感觉到在发动这一运动中,尚缺少一个明确的动机,而事实上非有这样一个不可,因而感到困难,后来经板垣、土肥原和佐佐木到一研究后,乃选择了`反共这个口号作为树立华北自治政权,的目标。这个令文经东京批准后,土肥原即衔令去北平。”据此得知执行“自治运动”的人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1933年8月,土肥原贤二因功绩显赫再次被内定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一个月前,国民政府与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关东军权限扩大到长城以内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土肥原贤二有机会把磨爪伸入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

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有北京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保定的商震。土肥原贤二想把这四人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的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这样既可以削弱南京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又能够削除该地区对“满洲国”的威胁。他对四方分别进行了游说,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土肥原贤二只得将突破口转向冀东的殷汝耕,因为他在冀东拥有一支保安队,并且作为亲日派,他曾代表国民党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土肥原贤二立即对他展开了攻势,他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突破口,首先掌握其中一人,使他与翼东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部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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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汝根

于是,土肥原贤二积极与殷汝耕取得联系,殷汝耕表现了出乎意料的决心,立即举起了反蒋亲日的大旗。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第二个汉奸傀儡政权。尽管殷汝耕的威望远不及宋、阎、韩、商四人,但是毕竟有了进展。土肥原贤二要以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打开一个缺口,然后更进一步扩大”华北自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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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在成功策动殷汝耕“自治”之后,土肥原加贤二紧策动宋哲元。宋哲元虽不愿意当汉奸,但是也以此为筹码向蒋介石讨价还价。土肥原知道了宋哲元的难处,便对症下药。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交涉,12月初,宋称病离开北平到了西山别墅,此后不久,宋哲元突然宣布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贤二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

为了继续策动“华北自治”,日本通过与宋哲元进行所谓“冀东问题”、“共同防共”等一系列谈判,并以增兵华北、武力暗杀等手段企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但是,日本的阴谋并未实现。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无疑是宋哲元利用日本,向南京政府索权的结果,然而宋哲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迎和日本的华北自治,而是要为了自保。1937年4月,日本内阁制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决定今后“不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历时两年之久的“华北自治运动”宣告破产。

在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之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了“七七事变”、“徐州会战”等战事。在徐州战事中失败之后,土肥原贤二又重操旧业,在上海建立了“土肥原“机关,开始在南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1945年9月,土肥原接任第1总军司令官,但仅任一天便被盟军逮捕,送上了远东军事法庭。

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

1918年6月,土肥原调回参谋本部,同年11月调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督军顾问;

土肥原被绞杀

1946年5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次长秦德纯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邀他前往日本东京出庭作证的通知。启程之前,蒋介石对他有两点指示,其中一点是:“要证明土肥原是执行侵略政策最重要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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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受审

1945年9月13日,驻日盟军总部以战犯嫌疑逮捕土肥原贤二,关押在横滨刑务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第一批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策略。因为当时,关于他的犯罪证据严重不足,如果他拒绝提供证词,那么根据英美法律就不能对他定重罪。所以在两年多审判中,法庭上只有一次听到过土肥原贤二的声音。当庭长韦伯问他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他断然答道:“主张无罪。”此外,他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间他什么,不过他跟邻近座位的被告或跟自己的律师常低声交谈点什么。

当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参与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破坏进行战争的国际法规和惯例为由判处死刑后,土肥原就积极活动,妄想利用英美法律的漏洞来逃脱审判。

判决一宣布,土肥原就在美国辩护人的帮助下向美国最高法院递上诉书。当时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竟然将他的上诉书转交美国最高法院,并推迟执行判决。美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决定接受土肥原贤二等7人的上诉书,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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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被执行绞刑

这种做法遭到了中国法官梅汝傲的批评,最终,在国际舆论的抨击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阻止本国最高法院接受土肥原贤二等人的上诉书。1948年12月23日,在判决书下达41天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他由两名执行宪兵押着,走完13级台阶,然后立正站着。行刑宪兵把黑布头罩套在土肥原贤二的脑袋上,随着一旁的执行官按下了绞刑架的电钮,土肥原贤二结束了自己罪恶肮脏的一生。

担任过英国驻东京大使的罗伯特·克雷吉爵士评论说,“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他(土肥原贤二-编者注)稍一露面,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即使把话说得悦耳动听,那里就都要出乱子。……他手段高超,不断地在中国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以此为侵略铺平道路。“历史是正义的,经过中国人民的坚决抗争,这个在中国生活三十余年的魔鬼,注定遗臭万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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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炎黄春秋》2017年7月刊】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向华北扩张。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在他的策划下,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中国地方首脑进行拉拢,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没有收到成效。于是,土肥原又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1919年8月晋升为少佐;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20年调到第25步兵联队任大队长,参加了出兵西伯利亚行动;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要求后者“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

1921年5月,赴欧美考察军事;

以上事实说明,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土肥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和建立在东北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分裂华北的活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1922年12月重返坂西公馆工作;

率部入侵,进军神速,被日本媒体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23年8月晋升为中佐;

1936年3月,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第14师团师团长。

1926年3月,步兵第二联队副,转第三联队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之后在华北作战,一路杀向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27年7月晋升为大佐,第1师团司令部任职,日本人对陆大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十年内就可以升到大佐,土肥原贤二因为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用了十五年才达到这个职位。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主要任务是:指导奉军以日军为典范进行训练,以便一旦有事为日军所用,与关东军及奉系军阀所辖范围内的帝国官宦、陆军武官等保持密切联系;大力搜集奉军所辖范围内的有关军事、内政、交通、财经及资源等情报。

1938年6月,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后,日本改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

2、与张作霖恩怨

土肥原于1939年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

在中国期间,土肥原贤二作为“坂西公馆”的实力人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竭尽全力援助奉系军阀,他想方设法扰乱直系军阀的金融系统,使其所发行的纸币作废,乘冯玉祥于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迫使吴佩孚兵退汉口之际,使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因待遇不满,起兵倒戈,当时奉军主力正在关内作战,奉天形势危急,为了解张作霖之急,土肥原直接向日军参谋本部建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军队出兵奉天,阻击郭松龄,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土肥原本以为关东军支持张作霖会换来奉系的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关东军,然而,张作霖并不甘心听命于日本人,做一个傀儡,他明白日本人在利用他,但他也是在利用日本人。

评论: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臭名昭着的战犯!

他羽翼已丰,自然不会像日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对其言听计从了,对于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权益要求”,他要么设法推脱,要么就干脆不办,特别是在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并组织起“安国军政府”后,他力图摆脱日本人控制的姿态愈发明显,张作霖这种做法使得土肥原贤二颜面扫地,因为他曾力主关东军大力支持张作霖,并“错误”地判断张会听命于日本。

当国民革命军以怒涛之势北伐的时候,土肥原判定奉军绝非民族主义强烈的革命军的对手,土肥原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战乱很有可能会波及到“满洲”,为此,他一面急电日本参谋本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上,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尽早返回奉天,关起门来搞独立,可张作霖大一统野心不死,对土肥原的建议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北平。

事已至此,土肥原这个原本力主支持奉系的人,终于坚定了除去张作霖的决心,土肥原开始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

1928年6月2日,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张作霖才不得不宣布“退出京师”,6月4日清晨5时23分,当专列行至奉天皇姑屯火车站京奉线与南满线铁路交会处时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这个当时的中国国家元首就这样被暗杀了。

但是,东北的局势并未因皇姑屯事件引起混乱,给关东军出兵干预的借口,相反,由于张作相的鼎力支持,张学良迅速站稳了脚跟,因家仇而决定了易帜,日本最高当局对土肥原、河本大作等人的擅自行动,十分不满,河本大作被开除出军队,土肥原则在军部的掩护下侥幸逃脱了惩罚,只是被解除顾问职务。

1929年3月转任高田第30步兵联队联队长。

3、建立伪满州国

1930年4月起,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新军阀混战开始,张学良借口调停,于9月18日率奉军7万进关,日军为了瓦解华北张学良的势力。

1931年3月,正式在天津设定特务机关,并任命土肥原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穿梭于旧北洋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联合。

1931年7月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虽然并没有成功,但却使张学良把关内部队增至11万人,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8月,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制造了所谓的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土肥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认这个事实,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

10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侵华分子的策动下,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3天后,土肥原即从东京紧急返回,根据板垣征四郎的建议,出任沈阳市长。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奉天城的社会治安,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等组织,派出约4000多名巡警上岗巡逻,加强警戒等,奉天城暂时恢复平静后,土肥原辞去奉天市长的职务,新市长由留学日本的华人赵欣伯担任。

对于在东北采取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日本国内和关东军内均有争论,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不下。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获得一致通过,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废居天津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的时候,溥仪走投无路,是他亲自把溥仪接到天津日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这一举动深得溥仪好感;同时,土肥原贤二还考虑到,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 顺之意。

10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土肥原,正式授与他迎接溥仪的任务,两天之后,土肥原亲自前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充满“真挚感情”地说道,“满洲”三千万人民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最后 ,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

11月8日,汉奸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的便衣队1000余人在驻津日军的配合支持下,不断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驻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静园”封锁起来,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秘密离开天津,赶在营口港封冻以前回到东北。接着,他于1932年1月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为日军占领北满做准备,诱降了当时最有名的抗日英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使其参加了伪满四巨头会议,虽然马占山不久以后又重现反正,但已经不被抗日军民信任,黑龙江抗日军队各自为政,终于被少数的日军各个击破,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932年2月16、17日,所谓“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8日正式公布“建国宣言”,同年3月,溥仪开始在新京“执政”。由土肥原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政权终于成立了。

4月,晋升为陆军少将,调任驻广岛的第五师团步兵第九旅团旅团长。

4、策划华北自治

1933年2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并进一步向华北和内蒙渗透。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主要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和保定的商震,控制这四人,使之相互合作,形成一个与蒋氏政权抗衡的“自治政权”是土肥原的目标所在。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已进行过这种尝试,约请这四人共商“华北自治”的问题,但这四人表面上虽说对建立一个中立政权表示赞同,表白自己并不排日,可以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国”合作,至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的话,自己一定充分合作,但他们心里自然清楚,日本的企图是要通过分步肢解来达到最终霸占中国的目的,所谓的“华北自治”只不过是“满洲国”在华北地区的翻版。

老奸巨猾的土肥原不得不想方设法打破这四人的观望态度,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他首先着手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会,刺探宋、商双方能否协手建设新政权事宜,经过会谈,双方态度均十分暧昧,拒绝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紧接着,土肥原又约请宋哲元和韩复榘直接会面,结果同样是不了了之。

同时,尽管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剿共”,但他也深知华北五省的重要地位,蒋介石一方面亲自飞抵太原说服阎锡山,以经济扶持为诱饵将其稳住;另一方面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和韩复榘进行威逼利诱,劝其不要为了局部自治而反对中央政府;同时南京政府的各军政要人也纷纷致电极力劝阻华北“四巨头”与关东军合作。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以军事演习为由,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在陇海线上对华北形成威慑之势,蒋介石以恩威并施的手段镇住了华北四雄。

眼看联合四雄自治华北不成,土肥原又于1935年6月在察哈尔省策划了“张北事件”——土肥原贤二以此事件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先是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礼道歉,后又要求国民政府派代表前往北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土肥原故意夸大事实、百般刁难,不仅将责任都归在中国军队头上,而且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惩办中国有关人员,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

虽然土肥原想借此对宋哲元施压,但离完成“华北自治”第一步的任务还相差甚远,冀东蓟密行政公署的督察专员殷汝耕于是被他相中,作为下一步计划的棋子。殷汝耕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妻子是日本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亲日派。回国后,他曾经力劝何应钦放弃与日本对抗,主张全面与日本合作,于是,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州发布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拉起了反蒋反共联日的大旗,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

此时的蒋介石,一心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尽管他不愿整个华北被日本控制,但“权衡利弊”后,他认为如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势必影响“剿共”之,于是,蒋介石于1935年12月12日被迫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军分会,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区范围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 ”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事实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建制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半独立性的畸形政权,土肥原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一手把持了政治、经济大权,与此同时,他还安插了一些汉奸充当委员,随着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土肥原觉得控制华北的目标就要唾手可得了,但不久之后他便察觉到,宋哲元虽然在表面上有所妥协,但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却始终不做丝毫让步。土肥原费尽心机建立起的所谓“华北自治”,实际上并未取得日本军部所预期的效果。

5、战场上的明星

1936年3月,二·二六事件后,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东京第一师团中将师团长。

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宇都宫第十四师团师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

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 ,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杀向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在徐州会战中担任了向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深远迂回的任务,从而爆发了兰封会战,土肥原千里奔袭,一路上击败了桂永清和黄杰各军,气得指挥作战的薛岳把这两个败将送到了军法处,蒋介石下达手令: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12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5月30日,围攻土肥原的中国军队被迫撤围,6月9日,中国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

6、亡命路上高升

黄河决堤事件以后,土肥原被调回参谋本部,再次参与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协调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之间的关系,为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伪中央政权,决定由陆军土肥原中将、海军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坂西利八郎预备役中将组织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土肥原负责组成“土肥原机关”。

当时日军在中国十分猖狂,不仅控制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且还分别在华北、华中和蒙古建立了以王克敏、梁鸿志和德王为头目的伪政权。土肥原为了在这3个伪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以吴佩孚为头目的伪中央政权,对吴佩孚作了许多诱降工作,但因为中国人民的反对,加上吴佩孚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土肥原的如意美梦才未能实现,这次诱降是他对中国谋略工作的谢幕表演。

土肥原于1939年5月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驻扎在佳木斯。

1940年9月8日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

1941年4月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

1943年5月,土肥原出任东部军司令官。

1944年3月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驻扎在新加坡地区,统辖日本驻马来西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4月调回东京任陆军三长官之一的教育总监。

1945年8月,土肥原任第12方面军司令官兼军事参议官。

1945年9月,在第1总军司令官杉山元自杀后,土肥原接任第1总军司令官,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第一批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龟缩策略,企图利用英美法律的漏洞来逃脱审判,因为在当时,关于土肥原贤二的犯罪证据严重不足,如果他拒绝提供证词,那么根据英美法律就不能对他定重罪,所以在法庭历时两年多的审判当中,他只说了四个字,也就是当审判长问他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土肥原回答“主张无罪”,此后再不开口,全部审判过程都是由律师代理的。

但是,土肥原贤二错打了算盘,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在梅汝璈、倪征燠等中国法官的强烈要求和巧妙盘问下,终于将土肥原击垮。

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1948年12月23日,在判决书下达41天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他由两名执行宪兵押着,走完13级台阶,然后立正站着,执行法官先用英语,再用日语命令道:“土肥原贤二,原地转过身来!”

此时,土肥原贤二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谁都无法知道。但此时此刻的他一定知道,这里是他人生的终点,丧钟正在为他隆隆敲响。行刑宪兵把黑布头罩套在土肥原贤二的脑袋上,然后向执行官行举手礼报告说:“一切准备完毕。”

执行官立刻按动电钮,绞刑台上的活动踏台猝然打开,土肥原贤二两脚悬空,整个身躯沉入绞刑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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