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来源:http://www.lxdregister.com 作者:中国历史 人气:182 发布时间:2019-11-05
摘要:散文是中国古代最早发生、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与诗并称为中国古代两大雅正体式。从先秦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到汉代的辞赋,六朝的骈文,唐宋的古文,明代的八股文

散文是中国古代最早发生、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与诗并称为中国古代两大雅正体式。从先秦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到汉代的辞赋,六朝的骈文,唐宋的古文,明代的八股文,清朝的骈、散之争,散文无论是在语言表达、文体形式,还是审美内涵和文体功用上,都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说,中国古代诗歌是由实用逐渐走向审美,更多地表现主体情性,倾向于成为纯文学,那么,古代散文则始终徘徊于实用和审美之间,承载着“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文学”。 兼具审美维度与实用维度 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质突出表现在:散文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始终没有脱离实用之域。从字源学而言,“文章”二字与形式美有着密切的关联。《周礼·冬官考工记》云:“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释名·释言语》云:“文也,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文章”最初被训为文饰与错杂,是对文字的雕饰。《文心雕龙·原道》从天文、地文、动物文、植物文推及人文、文章,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章具形式美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古人以雕缛成体,极重对语言形式美的追求,这在骈文体式对声韵、偶对、典事、藻采的讲究中达到了极致。虽然唐宋古文运动打破了骈文形式的束缚,但许多古文家运骈于散,自觉吸收骈文体式之优长,追寻辞章美仍是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实用维度而言,先秦散文就已与哲学、政治、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以后,散文虽从经、子、史类中独立出来成为“文章”,但无论是碑志文、议论文、公牍文,还是书牍文、哀祭文等都有着直接的功用目的,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宋散文家复兴秦汉古文,倡导“文以明道”,散文被赋予经纬天地人伦之道、维系世道人心的崇高使命,即使是关乎亭台楼阁、花鸟鱼虫的山水小品,也往往被赋予隐微的人生含义。清代桐城派散文推崇“义理、考据、辞章”,将文统与道统高度合一,散文再度被纳入儒家道统。 散文的“杂文学”性使其审美性显得不够纯粹,但这正是古代散文的民族特性所在,散文表现出关注社会政治和现实人生的审美品格。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更强调自由抒写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范围较古代散文概念大大缩小。但若仅用现代纯文学观念观照古代散文,就可能割裂其完整形态,忽略许多重要的散文体式,诸如章、表、奏、议之类的公牍文,颂、赞、祝、封禅之类的祭祀文,铭、诔、碑、吊之类的哀悼文,书信体之类的书牍文,都被归入应用文体,不再属于文学,基本上不在现代散文史书写者的关注范围之内。虽然这些散文体式多是与封建政治相关的类型,且今人很少使用了,但它们承载着其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内涵,且极追求语言的声韵藻采,是文人游走于现实政治与艺术审美之间的文字表征,也是古代文人常作的正宗散文体式。今天对散文史的书写,应返回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对古代散文原生态的完整把握中揭示其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如此才能真正触摸到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古代散文形态的特质。 文体类型众多的杂文学 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质还表现在:古代散文是种类众多的文体形式,这也是散文作为杂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散文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有众多的表现领域。特定的散文体式被施用于特定场合,面对特定群体,表现特定内容,实现特定目的。如颂、赞最初为宗庙祭祀场合中的告神之语,用以颂赞祖先功德;祝为人们向神祇祷祝,以求福佑之辞;盟是诸侯结盟时向神祝告的盟誓之辞;铭、箴则是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警戒和规劝之语;诔、碑是在丧祭仪式中记死者事迹和寄托哀思的文辞;章、表、奏、议是臣子向皇帝敷奏、陈请、辞让、谢恩之类的言辞,也是文臣炫耀文才的文体;诏、策、制、敕则是帝王发布的文书,显示王言之浩大渊深。它们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但各自具有相对稳定的语言表达模式,从而形成了散文的不同种类。 古代文人很早就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十分重视散文写作体制。“文辞以体制为先”,不同的散文体式有不同的体制规范、语体要求和风格特点,这是文人写作时要仔细揣摩的。许多文人在写作某体之前,常撰序论其特征,如西晋傅玄作《七谟序》追溯七体源流,又作《连珠序》论连珠的名称含义和体制特点,显示其对自己写作的文体体制有较为自觉的认知。对散文体制问题的关注还较早地体现在古人有关文体分类和文体辨析的论述中,这散见于总集序论和文论中。魏代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文体分类论,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论及奏、议、书、论、铭、诔、赋等散文类型。陆机分“文”十体,其中精要地论述了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诸散文文体的体制特点。《文心雕龙》“论文叙笔”二十篇,更是详尽论述了诗、乐府、骚、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四种文体的源流演化和体制特点,其中除诗、骚、乐府等外,绝大多数属于散文体式。中国古代总集,自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东晋李充《翰林》,到南朝萧统《文选》,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及徐师曾《文体明辨》等,大多以时代为序,按体编排,并附序论诸种文体的流变史,对诸体典范之作进行评论,便于学者揣摩。《文章流别集》和《翰林》均不存,据附属于总集的“序论”的辑佚文观,其中,《文章流别论》辨析的散文类型有颂、赋、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等,《翰林论》辨析的散文类型有赞、表、驳、论、奏、盟、檄等诸体。《文选》分体三十七类,大部分为散文体式。至《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则将文章体制细分为一百余种,绝大多数仍是散文类型。可见,中国古代散文种类众多,这种分类虽不免有繁琐之弊,但文人对散文体制的辨析十分精细,不同的散文体式有不同的体制规范,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用和审美文化内涵。古人别集多按体编排,也见出重视文章体式的传统。文各有体,体自有别,这是古代散文又一重要特色。 今人散文通史写作大都以作家作品为线索编排,虽能呈现诸家的整体成就,但中国古代众多的散文体式及其源流演化的历史被分割在诸家创作中,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古代许多散文种类,因今人用之甚少,加上被论者所忽略,逐渐湮没无闻。散文史写作大体应揭示古代散文的本来面貌和特性,也应充分阐释古代散文观念的历史演化,因此,古人重视散文流别的观念及其尊体意识应受到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建构以流别为纲的散文通史,使中国古代散文特色得到鲜明呈现,是当今散文史书写者可以斟酌考量的写作思路。事实上,《文心雕龙》已建构了规模庞大的分体文学史,即以文体为主纲,以作家为辅线,追溯每种文体的源流演化史,并对每种文体体制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进行阐释,这种写作思路对今天的散文史写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作。它考察先秦至齐梁各体文章的写作,总结为理论,系统论述了文章的本质、起源,文体和创作,发展与流变等问题,影响深远。如鲁迅所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今人对待《文心雕龙》,多把其视为文学理论着作,但严格说来,此书论述的范围大于文学,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章。既有诗赋这样的文学作品,亦有章表奏启等公文和应用文。中国古代文学,在齐梁时期虽有试图区分审美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努力,但从始至终,审美文体与应用文体未能实现真正的分流。 读《文心雕龙》,自然首先从文本入手。之所以强调读文本,是《文心雕龙》文本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文心雕龙》既不同于文学理论,也不同于中国古代一般的诗文评,刘勰是用当时盛行的骈文写作了《文心雕龙》。作为一种文言文体,骈文讲究工整的四六对和用典,因此对这种文体,历代多有批评。批评的主要指向就是华丽的形式妨碍了内容的准确表达。而《文心雕龙》讨论的则是文学理论的问题,理论作为对知识的理解和论述,更需要逻辑严明,语言准确。骈文这种形式,自然给准确表达理论造成困难,也给阅读者的理解带来很大麻烦。因此,今人读《文心雕龙》必须借助前人对此书的注解。可参考者,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 读《文心雕龙》,要遵循古人知人论世的方法,了解作者刘勰的思想。刘勰,《梁书》和《南史》有传。他自幼贫寒,二十岁进南京附近的定林寺,投靠着名佛学家僧佑读书。到了梁朝,刘勰才步入仕途,曾任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后奉梁武帝萧衍之命,回到定林寺整理寺中所藏经卷,后申请出家,不一年而卒。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在其而立之年梦见手持丹漆礼器随孔子南行以后,其起因来自梦见孔子的启示。写成后,扮成小贩,负书等候时为齐重臣并文坛领袖的沈约于道旁以自荐,受到沈约的欣赏。刘勰一生的思想出入儒释两家,而在撰写《文心雕龙》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正深。他写书是为了学习孔子,弘扬文道。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此书前五篇的“文之枢纽”部分,为何集中阐述宗经的主张,把六经视为文学之源和文学的典范。当然,刘勰一生多在寺庙中生活,而且阅读整理佛教典籍,耳濡目染,自然也影响到他的思维,尤其是佛教的因明学,直接影响到他建构《文心雕龙》庞大体系的逻辑思维。 读《文心雕龙》,可先读书的最后一篇《序志》。作为全书的序言,这是一篇了解《文心雕龙》写作动机和全书理论结构的关键文章。《序志》篇批评了齐梁文风:“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释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认为近代的文风,不尊文体,追求奇诡,徒尚文饰。同时,还对此前的文论给予了评价,认为此前的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读《文心雕龙》,不仅要把脉刘勰的思想,还要了解齐梁时期文学的状况以及此前文论的发展情况。 文至齐梁,各体文章都已比较成熟。偏重文辞的诗赋自不待言,五言诗由古体开始向近体转型,七言诗亦得到长足发展。而辞赋则由汉赋的铺采摛文,发展为六朝的抒情体物小赋。即使是章表奏记等应用文体,不仅文体越加全备,对文体的认识越来越自觉,而且越来越重视文章的修辞之美。自先秦至齐梁,文学的走势,从总体看是由质朴趋向华丽,以致连对当代文风持一定批评态度的刘勰,都用骈文写了讨论文章的书。 随着对文学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涌现出大量总集、别集,尤其是《文选》,影响深远;文论也空前发达。魏之曹丕的《典论·论文》着眼从文气与文体、即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评论建安文人,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命题。晋之陆机的《文赋》则是首篇探讨文章构思与写作中“文”“意”“物”关系的理论着作。西晋和东晋,还有两部都已经失传的文论着作: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从其残存的佚文看,都是围绕文体评论作家作品的着作。齐梁时期的文论,越发重视文章之美的探讨,其主题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文笔”的划分,刘宋文人颜延之分文章为言、笔、文,经书是“言”,传记为“笔”,有文采且押韵的文章称“文”。而范烨则以无韵为“文”,有韵为“笔”。另一类是声律论的建立。声韵是汉语的自然属性,自有汉语言文字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诗文,但是对声韵的声律集中探讨,则在齐梁时期的王融、谢朓、沈约等人,主要成果就是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刘勰虽然批评了此前的文论,但其《文心雕龙》却广泛吸收了这些文论的成果,所以才成就了这部集齐梁前文论之大成的着作。 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多无体系,似《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体系完整的着作十分罕见。因此读《文心雕龙》,必须掌握其结构完整、逻辑严明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读重点篇章。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分上下两编。此书的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为全书的“文之枢纽”,即总纲。在总纲中,《原道》是核心,文本原于道,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与人类共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其二,“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原于道而又明道的重要性。这就为文章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到了其终极依据。以此讨论文章,才算明确了人文的本然;以“原道”冠于《文心雕龙》之首,也为此书奠定了根本的写作原则。以下四篇所阐述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确立经书在文章写作中的经典地位。儒家的六经,既是各体文章的源头,也是文章写作的典范。因此,文章写作要效法经书,同时参酌以纬书和楚辞的奇丽,既“取融经意”,“亦自铸伟辞”,做到“酌奇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文章追求新奇而不失其正,文辞华美而内容充实。文章学习经书,刘勰并不主张亦步亦趋,而是通中有变,既尊其体、坚持其刚健文风,同时文辞亦应应时创造变化。 《文心雕龙》从第五篇《明诗》到第二十五篇《书记》,是“论文叙笔”,即文体论。不同的文体,按照有韵到无韵顺序排列,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大内容,分别论述了文体的起源与流变、文体的功能与意义、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文体的基本规格要求,涉及文体达三十三种之多。基本可以作为唐前分体文学史来读。读《文心雕龙》,往往忽略文体论。即使是研究者,也多集中在下编的创作论。其实,文体论作为此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分重要。这不仅因为古代有很强的重体观念,文体是文章的基础;而且就本书而言,文体论与创作论实则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文体论是创作论生成的基础,创作论是文体论的抽象与升华。刘勰批评六朝文风,也多在“文体讹滥”,因此读《文心雕龙》切不可跳过这一部分。 书之下二十五篇,是刘勰所说的“割情析采”部分,大抵可归为文术的范畴,即创作论。按照刘勰的篇章排列,参照詹锳先生《刘勰与文心雕龙》一书的梳理,《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属于创作论,《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属于修辞学,《养气》《附会》《总术》《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大抵归于文人修养。 今人研究《文心雕龙》,多从文学理论出发发掘其价值,讲的最集中的是《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时序》《物色》等篇。而这些篇又确实是最有理论价值的部分。 文章写作,首在运思,故《文心雕龙》下篇的第一篇就是《神思》,重点论述文章构思中思维与外物的互为作用关系。“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其关键是打通作者思维,调动辞藻等表现手段,实现对对象的充分表现。《文心雕龙》虽然广论文章写作,但此篇所论,“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并驱矣”,显然说的是诗赋等文学作品的艺术思维,因为此处所说的神思,要有情感,要联想,甚至虚构。因此读《神思》,还要参读同样涉及到写作中作家主体与万物关系的《比兴》《物色》诸篇。 既然写作是写作主体与表现客体的关系,所以主客体都制约影响到文章的水平和风格,“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也”。《体性》篇专题探讨作家的才、气、学、习对文章风格形成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首篇研究作家主体与风格关系的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刘勰主张文章尊“体”,反对文体讹滥。“体”既是体裁,亦指体制、体统,其重要方面之一,就是文章写作中要处理好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故《文心雕龙》设《情采》篇专门论述此一问题。情,即情感内容,采,即辞藻文采。刘勰强调二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把古今文章概括为两种写作取向,一是《诗经》作者的“为情而造文”,一是近人的“为文而造情”,并且批评了后者的“采滥忽真”“繁采寡情”。文意与文辞涉及文风,针对六朝讹滥文风,刘勰提出了理想的文风:“风骨”。学界关于“风骨”争论很大,我认为重要的是把握住《文心雕龙》的主要论述:“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俊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即文意鲜明,文辞凝炼。 如本文开篇所言,《文心雕龙》涉及文之方方面面,此短文所举不过是其荦荦大端而已。

  中国文学关键词
  1,诔
  中国文学中悼念死者的文体。陆机:“诔缠绵而凄怆。”(《文赋》);刘勰:“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文心雕龙·诔碑》)。汉魏以降,颂德类的诔更演而为抒情式的诔,个人意味、哀伤之情加深。其中重要的作品即曹植的这篇诔。
  问题分析
  1,魏晋时期诔文的重心:“述德”还是“写哀”?
  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中将诔文概括为两大要素:述德和写哀。这是他总结前代创作实践后得出的结论。但同时,他也插入了自己的一些评论,其中不乏个人的主观偏见。比如,他认为傅毅的《北海王诔》开始叙述写作者的伤感,“遂为后式”,又批评曹植的《文帝诔》末尾“百言自陈”,有乖诔文体制。殊不知,这正是诔文随时代的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其实,在傅毅那里,对于个人伤感的叙述,还仅仅是一种尝试,而到了曹植手中,诔文就更带上作者的个人感受和主观色彩,抒情性和文学性大大加强了。这一现象,也正代表了诔文在魏晋时期的转变风向——在述德与写哀并举的前提下,越来越突出后者的写作特点。就以曹植为例,他一方面明白诔文的述德功能,一方面又说:“臣闻铭以述德,诔尚及哀。是以谅越冒阴之礼,作诔一篇。知不足赞扬明明,贵以展臣蓼莪之思。”(《上卞太后表》)再看陆机的《文赋》,干脆不提诔文的述德,直接说“诔缠绵而凄怆”,《文选》五臣注济曰:“诔叙哀情,故缠绵意密而凄怆悲心也。”也就是说,诔文由重述德逐渐向寄托哀情的方向发展,礼制已经难以束缚了。所以挚虞《文章流别传》中说:“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太平御览》卷五九六)所谓“诔无定制”,表明他对诔文正在变化发展的特点的一种困惑。
  2,试从《文选》所选诔文篇目中推思萧统对诔文的评选标准。
  《文选》收有曹植《王仲宣诔》,潘岳《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马汧督诔》,颜延之《阳给事诔》、《陶征士诔》,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共八首。分析这八篇诔文后不难发现,萧统评选诔文的标准,除“沉思翰藻”外,恐怕也是因为这些文章也更符合其心目中诔文的体制特点,因此可以作为诔文一体的代表的缘故。言及具体的体制标准,那就是先叙先祖业绩,次述诔主功德,再寓哀伤之情。若诔主先世无甚勋业,则但言诔主自身。至于八首之中潘岳之作独占半壁江山,那是因为潘岳的确堪称那个时代诔文制作的最佳代表人选。他不仅继承了前代诔文述德的传统,而且又善写哀情,运用诔文之一哀悼文体更为驾轻就熟。这也表明了文章写作中,道德实用的表彰功能,渐让位于流连哀思的缘情功能。
  集评
  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梁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
  《文选》录曹子建之诔王仲宣、潘安仁之诔杨仲武,盖皆述其世系行业,而寓哀伤之意。(明 呉讷《文章辨体序题》,载程敏政《明文衡》巻五十六)
  此书家谓中锋也,不尚姿致而骨干伟异。“感昔”一节,后人多从此悟入。(清 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二十六引谭献评语)
  问题与讨论
  曹植这篇作品情文并茂,真切自然,试比较他另外一篇诔文《文帝诔》,虽是哀悼自家兄弟,却空腔贫调,言之无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试由此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化中友道有时重于兄弟的特点。

《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朴学家王先谦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本文结合这两部选本分析了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以及他的骈文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学术思想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王先谦;骈文;选本;文论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朴学家,一生撰著多种朴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对于选本编纂王先谦亦颇为重视,其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他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这两部骈文选本反映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也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

清代学术,自干嘉汉学盛行,遂有汉、宋之争,文章学领域的骈散之争也随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义法,崇散拒骈;阮元一派,严格文笔之辨,崇骈拒散;李兆洛等人则主张援骈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写作之新境界。王先谦身处晚清时代,以汉学名家,他既纂辑了以桐城“义法”为旨归的《续古文辞类纂》,又编选了《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那么,他对骈散之争有怎样的看法呢?

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与其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是相一致的。

考据与义理两派在干嘉时期互相攻讦,不遗余力。作为晚清时期的汉学家,王先谦对待汉宋之争表现出一种通达而平允的态度。在《复颜季蓉书》中,他认为汉宋学派“各尊师说,互相诋骐,款启寡闻之徒,延波逐流,遂有汉宋家学之目矣。”他不主张用汉学家和宋学家的名称,而主张采用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的说法,这样就使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是研治经学的两种不同手段而已。以这样的观点看来,汉学和宋学就是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互相攻讦自然就是不对的。而且,王先谦对于理学和考据学的弊端都有指摘,这比起干嘉时期汉宋学者水火不容的态度来说,无疑是通达而平允的。

在对待骈散之争的问题上,王先谦表现出同样通达而平允的态度。他说“文以明道,何异骈散。”以明道为宗旨来统摄骈散,而不是斤斤于骈散的文体之争,这其实是他对骈文地位的肯定。而且他还公允地指出,骈散两体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都有失当之处,说:“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瘠,情竭文浮,奇诡竞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十家四六文钞序》)他编选古文选本与骈文选本的事实,说明他是不拘泥于骈散的文体区别的。这与他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一样,都是其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王先谦认为骈散应当并行不悖,但是他同时主张严格骈散两种文体的区别。在《骈文类纂序》中,他叙说自己少时读柳宗元《永州新堂记》,对其中杂有“迩延野绿,远混天碧”这样的骈俪句式“深疑不类”,这说明他是不赞同散中有骈的文章做法的。对于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录“辞赋类”、梅曾亮《古文辞略》收录诗歌,王先谦认为是“用意则深,论法为舛”;对于李兆洛《骈体文钞》兼收先秦两汉的散体文,则认为是“限断未谨”,这些都表明他是主张严格骈散区别的。这与李兆洛主张“融通骈散”的文章学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他编选骈文选本,是有感于骈文写作“标帜弗章,声响将閟”(《十家四六文钞序》),因此“剖析源流,推宾谷《正宗》之旨Ⅻ,更溯其原”显然有以选本方式为骈文写作树立准则以求推动骈文发展的目的。

文体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每种文体都有论说,可以称之为“文体论”;他对骈文创作经验的总结,可以称之为“创作论”。下面我们先来看王先谦的文体论。

王先谦的文体论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的论说,重视文体的历史演变。对于同一种文体,他有更为详细的区分,如把“表奏类”细分为九个类目,概括了从秦至清表奏的各种不同类型。又如他解释“诏令”说:“考西汉赐书辄称制诏,是诏兼制矣。武策三子,谊主申戒,是戒亦敕矣。刘勰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则敕即诏矣。汉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仅施州部也。殆及六朝,世异封建。禅代《九锡》,依仿策文。唐宋敕书,或施之一人,或专赐州郡。诏则遍谕天下,制以黜陟封赠。其大较也。”精于考辨是王先谦治学的显著特点,这里他通过对汉代文体使用实际情况的考察,指出“诏”与“制”、“戒”与“敕”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存在通用情况的。对唐宋时代“敕”、“诏”、“制”的使用对象、使用目的他也做了具体说明,这可让人们对同一类文体的源流演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心雕龙》论说文体止于东晋,王先谦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对刘勰的文体论有所补正,如他论“哀吊类”说:“诔与哀辞,彦和区分二事。其论诔也曰:‘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哀辞也曰:‘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天昏。’余谓诔与哀辞并哀逝之作。诔以累德,施之尊长,而不嫌僭;辞以叙悲。加之卑幼而觉其安。”

刘勰对诔与哀辞的施用对象有严格的区别,王先谦则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指出诔与哀辞都是哀逝之作,并无严格的区分。王先谦剖析源流,区分部类,对于后世文体的论说,可补《文心雕龙》所不备。

王先谦重视对清当代文体特征及其使用情况的总结。针对清代使用表奏的情况,他说:“本朝革华崇实,凡有进御,统谓之奏。平论大政,亦或用议。呈书贺捷,皆上表文。殿试、朝考,分题策疏,观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对于清代檄文的使用情况,他说:“本国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则用移牒,皆檄之流也。”他论“志记类”说:“国朝其流益伙,但游集之记恒与序相出入,……大抵专记述者乃登记目,缀吟咏者方以序称。此虽流别之至微,所当部居而不杂。”从细微之处指出记与序的区别,对于人们认识这两种文体在清代的使用情况是有所帮助的。作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对清当代文体的论述从文体学研究角度来讲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创作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文章创作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王先谦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动因:“至于触感无聊,伸纸写臆,屏居生悟,缘虚人实。泛长风而不息,则回恋故巢;望晨星之渐稀,则感伤知己。亦有朋好往还,襟情契结,登降岩壑,兴寄园亭。叹逝者之如斯,抚今欢而易坠。相与招绘事、赋新诗,更挥发以词章,庶昭宣其情绪。一卷之内,陈迹如新;百年之间,古怀若接。皆无假故实,自达胸怀,由耳目以造性灵,驱烟墨以笼宇宙。文之为道,斯其最盛者与。”认为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是诱发作者创作的动因。作者触景生情,因事寄感,以文章写作来抒发个人的情绪和感触。从中可以看出,王先谦突出了文章对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作用,他没有强调“文以明道”或以“义理”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也没有强调文章维系世道人心的社会功用,这与明代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说”颇为接近。王先谦于光绪八年编选《续古文辞类纂》,尊崇姚鼐,以桐城派古文“义法”为旨归,表明他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正统文论的认同。二十年后,在《骈文类纂》的序例中,则着重强调了文章抒发“性灵”的作用。在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前夜,社会动荡,西学东渐,政治思想、学术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王先谦身处其中,自然也会有所触动,以“抒发性灵”为文章最高境界,从中能够窥见王先谦文学思想的另一侧面。

其次,王先谦论述了骈文写作对前代作品的模仿与学习。他认为,自古至今文章写作都是在承传中发展变化的,所谓“古今文词,递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王先谦从题目、体裁、句式、用语、构思等五方面对如何学习前人文章进行了总结。以具体的例子说明文章写作是在对前人文章的学习、模仿、借鉴中向前发展的。关于模仿和借鉴前人文章,王先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案造句但可偶摹,无滞迹象。采语缘于兴到,纯任天机。意之为用,其出不穷,贵在与古为新,因规人巧。”他反对机械地模仿,认为对前人语句的模仿与借用要不露痕迹,自然切合,更主张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力,在古人基础上以求新变。

再次,论述了骈文写作中“使事用典”的问题。使事用典,也称隶事,是骈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设《事类》、《丽辞》等篇,对如何使事用典有详细讨论。王先谦对使事用典亦极为重视,他说:“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故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或世祀悬隔,巧成偶俪;或事止常语,用始鲜明。譬金在炉,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参乎造物;橐篱之妙,靡间于含灵者也。”使事用典如贴切自然,能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但是在骈文中使事用典,难度较大,要求作者广泛阅读,熟悉典籍。王先谦以前人文章写作中的具体事例,概括了使事用典经常出现的失误或不当之处。如“属词失当”、“绎文不审”、“使典差谬”、“杜撰不经”、“任意牵附”、“随笔增窜”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使事用典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他说:“故甄引旧编,取证本事,必义例允协,铢黍无爽。合之两美,则观者雀跃;拟不于伦,则读者恐卧。”王先谦认为使事用典必须做到准确而切合文章需要,运用得当,会使文章生动;运用不当,会防碍读者的阅读效果。

最后,王先谦对骈文创作提出了“词气兼资”的要求。他所说的“词”,是指文章的文辞、辞采;“气”,是指文章内在的气势、气韵。“词气兼资”是王先谦对骈文创作的总体要求,也是他衡量骈文作品优劣的标准。他认为,汉魏时期“其词古茂,其气浑灏”,此时文章最为优秀;六朝以降,虽然“词丰气厚”,但文章已有繁芜之病;到宋元以下,“词瘠气清”,文章便不可取了。他论清当代的骈文创作说:“昭代右文,材贤踵武。格律研而愈细,风会启而弥新。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秾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故能洗洋自适,清新不穷。俪体如斯,可云绝境。”对于清代骈文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骈文应学习古文义法。去除其绮靡俳俗的习气,从而做到秾纤得中,气韵充沛,这是王先谦骈文创作的审美理想。“词气兼资”说,是王先谦在继承传统文论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主张。至于骈文创作也要学习古文义法,则反映了他不斤斤于骈散文体之争的态度,是他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清代中期以后,骈文出现复兴趋势。经过众多作者和理论家的努力,晚清时期骈文已经被更为广泛地接受了。在这一背景之下,王先谦编选《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展示了晚清以及历代骈文创作的实绩,反应了他对骈散之争的态度和他的骈文理论,为骈文文献的保存和骈文创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文学理论乃至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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