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兴衰沉浮70年,从解密的档案看中苏关系

来源:http://www.lxdregister.com 作者:世界历史 人气:53 发布时间:2019-11-06
摘要:从解密的档案看中苏关系重大史事 中苏关系史一直是现当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何明、罗锋编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利用和依据了许多解密档案及其

从解密的档案看中苏关系重大史事

中苏关系史一直是现当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何明、罗锋编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利用和依据了许多解密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订正了以往许多不实的史事和看法。

图片 1开场白: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中苏关系史一直是现当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利用和依据了许多新解密的珍贵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订正了以往许多不实的史事和看法   

关于谁先发动了朝鲜战争

  目前对中苏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中国学者的成果是处于世界前沿的。第一,俄国档案的大量解密,中国学者掌握了很多;第二,中国本身的很多资料,外国学者不易掌握。所以在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就是关于中苏关系这段历史,中国学者研究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着书立说了。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中苏关系史研究,是现当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难点

作者在书中明确告诉读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28日即占领了汉城。朝鲜战争是北方政府率先发动的,而且是在精心策划后发动的,这一点学界早有公认,但人们固有的观念总是“南方政府不断进行战争挑衅,北方被迫反击”,结果朝鲜战争爆发了。早在2000年,军事科学院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就利用新公开的档案,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自1950年1月以来,朝鲜北方政府就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有着比较长的历史。大概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着,尚不多见。

  苏联和中国,都是在二十世纪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国家。关于这两个大国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现当代史领域的热点和难点,而关于两国关系的研究,则更是热中之热,难中之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两国间的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后来双方公开论战,乃至后来到了剑拔弩张、流血对抗的地步,其变化之大,实在是太富戏剧性了。由于一个时期相关档案材料一度大多处于保密状态,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禁忌,这使得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步履维艰;而对于广大的中国读者来说,两国关系的万变之大、之快,让人摸不着头脑,于是乎,对于两国关系变化的种种臆断和猜测不绝于耳。

关于“由谁挂帅出征朝鲜”

  第一阶段,从1921年到大革命失败。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着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

  很多过去以为是“不虚”的大事,往往被新公布的档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其实是“虚得很”

本书一改以往“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的提法,说“受毛泽东器重并准备委以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出兵朝鲜”,并认为“林彪的话不无道理”,这种评价的改变其实包含着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进步。《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就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林彪一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

  第二阶段,从1928年到长征结束。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关于两国关系的出版物,几十年来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关于两国关系种种所谓内幕的演绎本,也是层出不穷。然而,很多相关内容的大量出版物,并没能理清人们的思路,很多读者对于中苏间当时到底发生过哪些事,以及这些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依然是不清楚的。

关于“长波电台”的新史识

  第三阶段,从长征结束到1943年。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目前,国内关于中苏关系的出版物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纯学术出版物,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苏联兴亡史论》、《十年论战》等都是难得的佳作,是学者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心力之结晶,引经据典、论述充分。从这些着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近年俄罗斯、美国、中国台湾相关档案的开放,中苏关系研究已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于中苏两党问题、两国问题,对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问题,对于两国与朝鲜战争的问题,对于两国论战及交恶问题,以及两国在波匈事件中的立场、作用问题,直至两国的边界纠纷、冲突等等众多重大事件,我国的史学研究者都已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解读,应当说是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近了。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受众往往是高端的学者或专业人员,普通读者往往没机会或者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些专着,有的甚至没有兴趣读下去。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了一场严重争吵。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到底该怎样认识这一问题?书中披露,关于“长波电台”,苏联方面一再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一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提供”。而中国方面则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一定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就“联合舰队”问题,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本书指出,“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两国间的分歧,其实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

  第四阶段,从1943年5月到1948年底、1949年初。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应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而另一类出版物则以通俗见长,写中苏两国关系简直同写小说一样,对于重大事件全无考证便信马由缰、胡编乱造。可读性是有了,但是真实性、可靠性却经不起推敲。当然,有些人会说这样的演绎作品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纪实”类作品中,这种现象尤其常见。如果真的能“大事不虚”当然很好,但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由于近十年来中苏关系的研究进展较快,很多过去以为是“不虚”的大事,往往被新公布的档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其实是“虚得很”。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就,又往往不是一般的写作者所能掌握的。这也正是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一书的必要性所在。

陈锡联披露珍宝岛冲突的细节

  第五阶段,1949年初中苏结盟,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中苏同盟破裂。

  ● 关于“由谁挂帅出征朝鲜”这一细节

此后,又发生了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中印冲突、苏联撤回专家、中苏公开论战、划界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间,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定性同时下发全党;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十分引人注目的,还有关于由谁挂帅出征朝鲜的问题。本书一改以往“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的提法,说“受毛泽东器重并准备委以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出兵朝鲜”,并认为“林彪的话不无道理”,这种评价的改变其实包含着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进步。军事科学院编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就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林彪一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何明将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不露痕迹地融入了细节之中。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国一侧,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是个江心小岛。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冲突的焦点,苏联边防军一再武装登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殴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甚至开枪挑衅。1969年初,中方决定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面对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的苏军的武力干涉,已在珍宝岛上隐蔽待命的中国精干小分队,奉命投入战斗。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双方各伤亡数十人,残余苏军退出了珍宝岛。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我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图片 2 中苏同盟的缘起

  ●关于“长波电台”的新史识

今天看来,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使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

  中苏同盟建立的起点,实际上是从二战后开始的。战争结束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大体已经明朗化了,特别是在欧洲。这个时候各大国领袖都在考虑战后的安排和国际关系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两国关系逐渐从分歧走向破裂。本书对于这一时期两国间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如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了一场严重争吵。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到底该怎样认识这一问题?书中披露,关于“长波电台”,苏联方面一再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一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提供”。而中国方面则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一定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就“联合舰队”问题,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本书指出,“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两国间的分歧,其实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

  美国罗斯福总统也看到这一点,就是崛起的苏联是未来美国的一个伙伴,是维持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一个重要的对象。

●一部走通俗化路线的专家之作

  从苏联来讲,当时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走向就是要和西方合作,特别是跟美国合作。美国罗斯福总统也看到这一点——崛起的苏联是未来美国的一个伙伴,是维持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一个重要的对象。1943年到1946年美苏之间的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其实是有点雷同的。

  该书的作者何明,是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专家,而他的这本书却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而走的是通俗化的路线,但这种通俗化之中又包含着很高的学术水准。全书的语言是娓娓道来式的,如同在讲中苏两国间的一个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但是,书中的内容却吸收了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比如,关于朝鲜战争问题,很多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如果细细考问,很多事恐怕又会似是而非。读过本书,相信很多人会对有关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为什么会出兵以及出兵后中国的得失等种种问题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1943年斯大林接受了美国的扶持中国来主导亚洲秩序方案,前提就是要恢复苏联在中国的特权。

  作者利用、依据学界大量、权威的研究成果,在书中明确告诉读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部队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28日朝鲜人民军即占领了汉城。朝鲜战争是北方政府率先发动的,而且是在精心策划后发动的,这一点学界早有公认,但有很多细节,许多人并不清楚。人们固有的观念总是“南方政府不断进行战争挑衅,北方被迫反击”,或者是“南方坚持武力统一,北方也做了必要的准备”,结果朝鲜战争爆发了。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就出现疑问了,那就是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其实,早在2000年,军事科学院编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就利用已新公开的俄国档案,具体地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自1950年1月以来,北方政府就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另外,对北方政府如何征得斯大林同意并凭藉苏联的武器支援发动朝鲜战争等情况,同一时期发表的很多专业论文和专着也都有极为细致的论述和研究。不过这些成果大多局限在学术圈内,未能改变一般大众的固有观念。

  这个特权是什么呢?主要是在东北,中东铁路路权、旅顺和大连做太平洋的出海口、外蒙古独立等,后来美国答应了这个条件。而实现它必须跟国民政府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能跟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一旦发生关系,蒋介石信不过,美国人就更担心。

  ●陈锡联披露当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的一些若干细节

  毛泽东见美国人讲的第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

  此后,又发生了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中印冲突、苏联撤回专家、中苏公开论战、划界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定性同时下发全党;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件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毛泽东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1944年,毛泽东设想战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不能靠苏联,要靠美国。从现在解密文献上看,当时毛泽东跟美国外交官和美国代表到延安的谈话记录都表明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见美国人讲的第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美国因此判断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就可以打交道。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国一侧,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是个江心小岛。1968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冲突的焦点,苏联边防军一再武装登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殴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甚至还开枪挑衅。1969年初,中方决定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面对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的苏军的武力干涉,已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中国精干小分队,奉命投入战斗。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双方各伤亡数十人,残余苏军退出了珍宝岛。当时的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1945年,美国国会的右翼集团势力比较大,对在华的外交官进行了清理,一下子就把亲中共的这批势力给打下去了。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还有史迪威,当时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跟蒋介石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蒋介石要把美国援助的物资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从来不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史迪威认为,人家八路军、新四军生龙活虎的,你应该给他们一些。所以他们俩这个矛盾非常尖锐。最后罗斯福思考再三还是依从了蒋介石,把史迪威撤回国了。这样一些事情发生以后,中共想跟美国建立关系的希望就破灭了。

  今天看来,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对此,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阿尔巴尼亚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

  日本投降以后,朱德连下6道命令,立刻派部队接收华北、华南各大城市。当时毛泽东任命了江南5省的省长、上海市的市长、南京市的市长,想一举拿下半壁江山,然后再跟蒋介石谈判。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捧读本书,会发现这样极富戏剧色彩的重大事件比比皆是。历史本身,真是胜过任何好的编剧。(来源:北京日报)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美国人都很着急。蒋介石一封接着一封给毛泽东发电报,请其上重庆谈判。毛泽东拒绝了。但是到了8月21日左右,斯大林来了电报,说你必须去重庆谈判。中国绝对不能发生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天,最后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去了重庆。当然谈判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实际上双方都是在拖延时间。这件事使毛泽东非常愤怒,他也知道斯大林没有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

  在这其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毛泽东三番五次要去莫斯科,斯大林就是不同意。一直到1948年底,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从中共来讲,已经打到长江边了。下一步就是过长江,要解放全中国。走不走这一步,对于美国、对于蒋介石、对于中共,包括对于苏联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处理张学良的问题、皖南事变的问题、重庆谈判上,毛泽东都服从了斯大林,唯独这一次他不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

  斯大林给毛泽东写信,要他跟国民党谈判。在处理张学良的问题、皖南事变的问题、重庆谈判上,毛泽东都服从了斯大林,唯独这一次他不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当然斯大林也明白,因为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所以他马上就变了口气,说我不是真的要你和谈,你只是不能把和谈的旗子交到敌人手里头,所以你可以提出一些和谈的条件让蒋介石接受不了,之后你可以打。后来毛泽东又回电说已经给蒋介石提了8个和谈条件。再后来这件事就过去了。

  1949年1月15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不要毛泽东到莫斯科,说他会派米高扬去跟毛泽东谈。米高扬到西柏坡一共谈了12次,谈得非常好。

  从1949年4月份开始,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突然加大,并且以政府的名义出现。斯大林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和部长会议讨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问题。此时中共也过了长江,整个中国的局势也非常好。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白了苏联的态度,向苏联一边倒。特别是刘少奇访苏后,斯大林更明确地对中共代表团直接表明了苏联的态度。这个时候中苏建立同盟的这种政治基础就已经奠定下来了。

  斯大林决定做一个让步,同意签订新条约。毛泽东马上通知周恩来赶往莫斯科谈判。但是他们都没想到,斯大林是个老油条。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中苏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即如何处理1945年蒋介石跟斯大林签的条约。

  第一次是米高扬到西柏坡的时候,他们谈起未来中共的民族政策。这时毛提出,让外蒙古回归祖国的怀抱。这遭到了苏联的拒绝。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说以后中国共产党再也不提外蒙古的问题了。

  第二次是刘少奇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很长篇的报告,其中讲到中苏如何处理1945年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宣布维持条约;二是宣布废除这个条约,签订新的条约;三是暂时保留,日后修改。斯大林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写道:这个问题等毛泽东到莫斯科来再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1月份毛泽东就给斯大林打电报说我要去莫斯科,主要就是谈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连发三封电报,斯大林不答复。后来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双方讨论,斯大林决定做一个让步,同意签订新条约了。毛泽东马上通知周恩来赶往莫斯科谈判。但是毛泽东跟周恩来都没想到,其实斯大林是个老油条。

  据俄国档案记录,从1950年1月5日开始,苏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委员会,想方设法修改。改来改去,最后弄得他们起草的所有的新的条约内容还是旧的,毛泽东一直蒙在鼓里。20日周恩来到了莫斯科,22日进行了一次会谈,23日跟米高扬举行会谈。苏联把所有的方案往中国人手里一交,毛泽东看后发现这跟旧的条约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建议周恩来重新起草一个。周恩来把中国起草的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条约交给了苏联。大连的行政权、大连港的所有设施立即无偿地归还中国,中长铁路和旅顺港于1952年底无偿地归还中国。

  斯大林非常愤怒,但最后还是决定让步了。1950年1月28日,苏联修改完了以后退回给中国代表团的方案,基本上全部接受了中国的条款。斯大林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因为美国的策略就是分裂中苏,拉拢毛泽东,他只能这么选择。2月14日,中苏签订了条约,但导致的后果是出乎意料的。

  后来朝鲜战局变化,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深层考虑的问题就是为了维护中苏同盟。

  一是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月份,美国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68号文的主旨是全面遏制共产主义,中苏结成联盟就是把共产党的势力从易北河扩大到了太平洋,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一片。所以美国必须改变战略,从原来在欧洲遏制苏联,改成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

  二是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因为苏联要在朝鲜半岛取得在中国丢掉的不冻港出海口。

  后来朝鲜战局变化,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深层考虑的问题就是为了维护中苏同盟,如果不出兵,中苏同盟将渐行渐远。以后的历史也都实证了毛泽东的战略选择。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中苏同盟就形同一张废纸。可以说,抗美援朝使中苏同盟真正发挥了实际作用。

  

中苏同盟的蜜月期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非常重视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任内,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资历、水平都不如毛泽东。再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力量和他自己掌控苏联的能力没有信心,所以需要与中国共产党联手来掌控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

  当时在苏联流传一个说法,说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同志就是一个种玉米的。

  在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苏联在经济、科技上帮助中国,中国在政治上帮助苏联。比如中国的“一五计划”完全是苏联帮着搞起来的。海军的建立、空军的建立和坦克兵、通讯兵等所有特殊兵种,完全是苏联的设备、苏联的技术、苏联的训练,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就是在苏联帮助的基础上完成的。另一个是核武器,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不可能在1964年爆炸成功,反应堆、加速器都是苏联提供的。

  另一个特点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帮助赫鲁晓夫,有三件事。第一件事,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批判斯大林有其合理性,这也是苏共中央一致的认识,并非赫鲁晓夫个人的看法,但是方式值得商榷,造成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对苏联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员和群众影响很大。中共中央写文章,帮助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

  第二件事是波匈事件。波兰出事以后,赫鲁晓夫请中国帮助处理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去了。第二次出兵布达佩斯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颇受非议,赫鲁晓夫请求中国救火,周恩来又跑到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搞穿梭外交,把苏联后院的大火扑灭了。

  由于赫鲁晓夫连续处理事情失利,导致他在苏联党内的威望大大地降低。当时在苏联流传一个说法,说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同志就是一个种玉米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的威信比较低,如果他不靠中共来维持、帮助,很难立足。

  第三件事是苏联的反党集团事件。

  米高扬跟毛泽东谈了8个小时。讲完之后毛泽东说支持赫鲁晓夫同志。几件事令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非常佩服。

  1957年6月莫斯科发生了宫廷政变,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等人试图罢黜赫鲁晓夫,反被赫鲁晓夫打成了反党集团。此事公布后,立刻在苏联和东欧引起一片哗然——与列宁一起革命的中央委员,参加十月革命的元老,怎么可能突然成了反党集团?东欧各国都表示怀疑。赫鲁晓夫十分着急,眼看社会主义阵营就要一盘散沙,怎么办?此时,中共不表态。所以,他马上派米高扬到北京,请毛主席出来给自己主持一下公道。

  7月5日米高扬跟毛泽东谈了8个小时,汇报来龙去脉。讲完之后毛泽东说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东欧各国共产党都跟着登报支持,这一风波又过去了。连续这么几件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非常佩服,也很感激。

  聂荣臻趁机提出许多国防科技援助要求,苏联答应说同意签新的条约。9月份中国庞大的代表团到了莫斯科,10月15日签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时中苏关系是最好的时期。苏联提出以后不要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应该提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底,不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两个领导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共和苏共的地位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以至于在整个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占据了主导地位。

  莫斯科会议显示,中苏关系到达了顶峰。

  

中苏同盟的破裂

  莫斯科会议中也反映了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1957年的时候是苏联蓬勃发展的一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从1955年开始连年农业丰收,苏联的经济一下站住脚了,科技突飞猛进,随后又发射了洲际导弹。

  赫鲁晓夫当时做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苏联首脑第一次访问美国。

  1957年底以后,苏联的底气提高了很多,经济问题解决了,政治问题也解决了,反对派清除了,进入政治局、书记处都是他的人,所以赫鲁晓夫一下就趾高气扬起来,毛泽东对他的不恭不敬,赫鲁晓夫有点接受不了。两党地位发生了变化,两国领导人之间也产生了摩擦。

  毛泽东当时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政治经验都比苏联强,包括领袖的魅力。但经济实力不如苏联,除非中国把经济实力提上来。所以,中国搞了大跃进。到了1959年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失败了,整个经济形势已经混乱不堪。

  对外政策上发生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事,就是炮击金门。要收复金门和马祖,这是最初的设想。毛泽东担心美国干涉,就请赫鲁晓夫到北京来,搞了一个联合声明,但是并没有告诉他要炮击金门。美国发表强硬的新港声明后,苏联又不得不出面为中国打出核保护伞。赫鲁晓夫心里有气。

  此后,赫鲁晓夫当时做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苏联首脑第一次访问美国。这是赫鲁晓夫非常得意的。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所以他就一直在设计、安排访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避免跟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反对中国对台湾动武。这个时候又突然出现了中印边界冲突。冲突中,苏联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发表了中立声明,毛泽东非常不满。

  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想得到中国支持;中印边界战争,中国想得到苏联支持,结果双方都没有按照对方的意志办事。

  在金门和中印冲突事件中,双方的认知差距,导致这种政策取向的分歧表现出来。1960年,双方都认识到中苏关系发生了严重分歧。双方的争论包括世界工联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实质就是你对还是我对,对战争应该怎么看、对革命应该怎么看、对帝国主义是武装斗争还是和平共处等。意识形态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个主导权的问题,或者叫领导权的问题。就是由谁来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权力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争论是没有结果的。恰巧到1960年、1961年中国进入困难时期,毛泽东认为没有再争下去的必要;赫鲁晓夫也认为是好事,知道中国困难,给中国贷款,以此想缓和中苏关系。1961-1962年中苏关系缓和。

  1962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再次激化了中苏矛盾。苏联是想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让中国支持它;中印边界战争,中国想让苏联支持自己。结果双方都没有按照对方的意志办事,突破了最后的关系底线。

  1963年进入了中苏政治大论战,即所谓的九评,双方争吵不休,其实就是争夺社会主义阵营到底跟谁走的问题。当时,东欧都跟着苏联走,朝鲜、越南比较倾向中国,还有日本共产党比较倾向中国。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苏联是敌对国,原来背靠苏联抵抗美国,这个战略现在行不通了,要搞三线建设。美国、苏联都靠不住,把军工建设到四川、云南、贵州。中苏关系从最初的党内关系分裂演变成了国家关系的对立,以至于后来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发生以后,苏联提出要搞核威慑,这样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了一个契机。从1970年以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之后其实中苏两国之间就已经没有什么交往了。

  

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直到1979年,中苏同盟条约到期,还要不要继续同盟,保留这么一种形势?当时中国决定不再续约,苏联想通过这个事再缓和一步,但一直就没谈成。一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外交人员换了一批比较中立的。同时,邓小平也改变了一些策略,从1985年开始到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已经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都不是从党的角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出发来谈双边关系。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当中,现代国家关系的理念逐渐成熟。所以,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的解体并没有影响中俄关系。

  演讲人小传:沈志华,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和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

  沈志华自嘲自己的前半生真是倒霉透顶。他成了无业人员,不得不下海,好在从商的运道还不错,他成了一名富裕的书商。1992年,已是成功商人的沈志华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意,开始研究国际史。他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并把大量精力放在解密档案的搜集上。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北京青年报》 日期:2013年4月28日 版次:C1 作者: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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