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的主要战争简介,缅共兴亡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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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选派耿飚出任驻缅大使 力促缅甸国内各派和解 转载注明历史www.lishiqw.com 揭秘:缅甸共产党兴亡始末与教训 在新中国成立前,耿飚是身经百战、横扫千军的著名将领。新中国成立

毛泽东选派耿飚出任驻缅大使 力促缅甸国内各派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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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缅甸共产党兴亡始末与教训澳门新萄京官网 1

在新中国成立前,耿飚是身经百战、横扫千军的著名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奉调外交部工作,成为杰出的外交家。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1963年8月,中南海,毛泽东与来访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边走边谈

1963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耿飚出任驻缅甸大使,这是中央赋予耿飚的一项新的十分重要的特殊使命。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随着中缅油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发布,大家对缅甸的关注自然升温。而缅甸果敢特区消息和镜头传入国内,许多人惊愕地发现当地武装从服装到口号都与国内相似。这些在云南境外的“自治”队伍曾是缅共“人民军”旧部。可叹的是,那个模仿中国革命模式的缅甸共产党在21年前已经瓦解,其兴起和突然覆没的教训,很值得进行反腐斗争的国人反思。

临阵换帅

听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1994年,本人曾到中缅边境考察,听当年“国际支左”的红卫兵谈过这段经历。其实,从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缅共的前车之覆,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是很好的镜鉴。

听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1994年,本人曾到中缅边境考察,听当年“国际支左”的红卫兵谈过这段经历。其实,从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缅共的前车之覆,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是很好的镜鉴。

1963年,缅甸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由奈温将军领导的缅甸政府决定同缅甸共产党举行和谈。这一和谈是在中国的推动下实现的。

抗日斗争中兴起,学习中共革命道路

抗日斗争中兴起,学习中共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两国于1950年建交。同时,由于中共和缅共有兄弟党的关系,缅共在中国派有常驻代表团。由于缅共、中缅边界、华侨、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盘踞缅北等问题,缅甸在建交初期对中国有较大的疑虑。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内地人逃入缅境,成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他们在普遍笃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无太大影响。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打出“帮助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独立”的旗号,当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德钦党多数领导人竟欢迎日军,只有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并发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从而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内地人逃入缅境,成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他们在普遍笃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无太大影响。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打出“帮助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独立”的旗号,当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德钦党多数领导人竟欢迎日军,只有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并发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从而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两国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虑。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1954年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革命不能输出”,并首次就缅共问题进行了劝和,但吴努没有接受。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是连成一体的,按这一原则要求,一国共产党掌权后便有义务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国党进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便以此原则要求下属各党。但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共识,一国又不应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党际关系要求与国际关系准则存在的矛盾,曾使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陷入“两难”处境。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是连成一体的,按这一原则要求,一国共产党掌权后便有义务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国党进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便以此原则要求下属各党。但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共识,一国又不应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党际关系要求与国际关系准则存在的矛盾,曾使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陷入“两难”处境。

1958年9月,缅甸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利用缅甸执政党的分裂,发动不流血政变,迫使吴努辞职,奈温自任看守政府总理。奈温本人是一位有政治见解和抱负的政治家。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对外宣传中便停止鼓动世界革命,与缅甸、印度等国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当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想支持各国的革命进步事业,关键是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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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在缅甸即将举行大选前,奈温以看守政府总理身份访华,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使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得以解决。两国同时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奈温对中缅关系所作的重大贡献。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1954年缅甸吴努总理首次访华时,曾于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心态,那便是:“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当时因美国大力组织反华包围圈,争取缅甸中立和对华友好,便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

1971年8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前排左二)。

1960年2月,吴努在大选中获胜。在这之后的两年内,缅甸实际上存在吴努和奈温两个权力中心。他们在国内是政敌,但都对中国友好。中缅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使中缅友好出现了高潮。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说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周恩来、刘少奇访缅时,也都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支持缅共来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态度表示希望缅甸政府领导人与缅共坐下来一起谈,中缅两国关系由此进入非常友好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对外宣传中便停止鼓动世界革命,与缅甸、印度等国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当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想支持各国的革命进步事业,关键是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他人。

耿飚于1960年1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不愧是将军出身的外交家,有非凡的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因此工作效率很高。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B即是Burma,C指 China,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3万军队。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1954年缅甸吴努总理首次访华时,曾于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心态,那便是:“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当时因美国大力组织反华包围圈,争取缅甸中立和对华友好,便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

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由于1960年4月吴努重新担任总理后希望能在他同年访华时签订中缅边界条约,而中缅双方需要为此进行大量的勘界、划界工作,任务艰巨而紧迫。然而,双方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有关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耿飚作为主管副部长指挥有方,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9月底至10月初,吴努和奈温访华,参加中国国庆,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

“党内革命”, 内部滥杀 人人自危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说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周恩来、刘少奇访缅时,也都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支持缅共来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态度表示希望缅甸政府领导人与缅共坐下来一起谈,中缅两国关系由此进入非常友好的时期。

1961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参加缅甸独立节庆祝活动,并交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有关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极其繁重。耿飚全力以赴,动员了各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部署,使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事后,周恩来曾当面表扬耿飚的工作做得很好。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China(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3万军队。

正当中缅关系一浪高于一浪地不断发展的时候,1962年3月,奈温再次发动政变,彻底推翻了吴努政府,组成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政府。不久,他宣布缅甸将走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一党专政。在经济上,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大力推行国有化,强行取消私人资本,缅甸经济出现了滑坡和混乱。缅甸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奈温是中国的老朋友,但对奈温推行的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初期没有公开表态,奈温颇感不安。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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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3年4月访问了缅甸。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 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 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果敢王”彭家声。正是由于他的归顺政府宣告了缅共中央走向覆灭

刘少奇的访问对奈温有重大的影响。同年6月,奈温以缅甸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愿同各派反政府武装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并保证谈判代表来往安全。同月,缅共中央主席德钦丹东复函奈温,同意同革命委员会举行谈判。同年7月至8月,缅方同意,包括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内的一些在华缅共人员参加谈判。

缅东北根据地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直接掌握的“中央远方委员会”领导,在“党内革命”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宽大些。缅共中央转移到当地后,背靠云南边境,周围多是少数民族,政府军进攻也缓和了许多。但新任主席德钦辛继续沿袭德钦丹东的极“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与政府军作战时战死,德钦巴登顶回国接任主席。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而越境的红卫兵。

“党内革命”, 内部滥杀 人人自危

中央考虑,鉴于奈温同缅共即将和谈,需要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担任驻缅甸大使。耿飚是出身将军的外交家,在抗日战争后曾参加北平军调部的工作,在担任副外长期间,又主管缅甸,参与了1960年至1962年中缅两国的高层友好往来,并结识了奈温等缅甸领导人,显然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1963年7月,中央决定派耿飚担任驻缅甸大使。 耿飚感到任务重大,义不容辞。当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找他谈话时,他表示:“党派我去,我就去。”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在赴缅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同耿飚谈了话。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毛泽东指示耿飚注意把国家之间关系同党的关系区别开,指出从国家关系来看,我们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是邻国,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从党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同情和支持别国的共产党。说的更清楚些,那就是:既不能因为要搞好国家关系,就不许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也不能因为要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就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毛泽东说:“对于这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要注意,必要时也可以向所在国的领导人讲清楚。”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刘少奇要求耿飚对缅甸政府和缅共之间的和平谈判起促进作用,并加强同缅甸政府领导人的联系。他还将一封致奈温的亲笔签名信交给耿飚带去,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邀请奈温夫妇在方便时再次访华;二是介绍耿飚的经历,指出耿飚过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请奈温对耿飚的工作给予大力协助。

缅东北根据地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直接掌握的“中央远方委员会”领导,在“党内革命”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宽大些。缅共中央转移到当地后,背靠云南边境,周围多是少数民族,政府军进攻也缓和了许多。但新任主席德钦辛继续沿袭德钦丹东的极“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与政府军作战时战死,德钦巴登顶回国接任主席。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而越境的红卫兵。

周恩来告诉耿飚,派他担任驻缅甸大使是毛泽东的指示,他说:“这次阵前换帅,你的担子不轻呀!”周恩来要求耿飚继续贯彻中国睦邻政策,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努力发展中缅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国内和解与和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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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临行前一般都会个别或集体受到一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但像耿飚这次赴缅前受到那么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见,是十分少有的,充分表明他肩负使命的重要。

毒品开禁,利益击败理想

尽力促和

缅共中央退到贫瘠的东北山区时,根据地内百姓粮食自给尚未不足,百年来都是靠种植贩卖鸦片弥补生计,对“人民军”及脱产干部2万多人自然难以供养。缅共领导人多年间习惯于住茅屋、穿草鞋,身无私物,中央级领导才配一台中国产半导体收音机以了解新闻,便以自身榜样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干部战士都耕地生产。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种粮收获不多,缅共只好严重依赖外援“输血”,起初还严禁任何干部战士参与当地鸦片贸易。

1963年9月9日,耿飚飞抵仰光履任。

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增加收入,于1978年内在东北根据地进行了“阶级排队”,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其实当地丛山中的经济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连土地买卖都未产生,哪有什么“地主”!硬性采取的“阶级排队”,只能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并展开斗争没收他们几背箩就能装下的可怜财产。同时,为了满足下属的四个军区和十个县委的拨款要求,缅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据地加收粮米,结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9月20日,耿飚向奈温呈递国书,并转交刘少奇的信件。奈温表示:刘少奇信中提到的两点,一定都会做到,他自己也是一名军人,军人之间容易沟通,以后有事,可以随时找他。

当缅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在中国深受传统教育的德钦巴登顶主席坚决反对,认为影响既坏又会腐蚀队伍。但缅共领导人政治威信此时已大幅下降,无法约束下属。各军区见部队仅能吃盐水泡饭,决定自筹经费,不择手

在这之后,奈温同耿飚进行过几次重要的谈话。在一次谈话中,奈温谈了一些内心话。他谈到缅甸现在的机构是旧的,不可靠;干部太少,要培训;也谈了解决缅甸土地问题的步骤和工厂还在资本家手里的危险。耿飚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奈温介绍了中国进行土地改革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经验以及反对贪污和改造旧国家机器的做法。这次谈话气氛友好。

缅甸和谈先遣代表团于9月2日开始同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在初期是比较顺利的。通过和谈活动,缅共的影响和实力有所扩大,缅共国内和国外的同志也取得了联系,形势很好。

然而,缅共威信的提高和实力的发展引起了革命委员会的担忧,革命委员会内部又一直存在反对和谈的强硬派,加之缅军和缅共在过去长期内战中积怨较深,在1963年11月初,革命委员会的态度转趋强硬,提出一些苛刻条件。

在这一关键时刻,奈温再次会见耿飚。他说:“能否请你对德钦巴登顶施加影响,使缅共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

耿飚答道:“我可以请他到使馆来交谈,以促进你们的和平谈判,因为我国政府希望贵国能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团结起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你们如何谈判以及谈判的内容和条件等等,这些都是你们双方之间的事,我们不便干预。我们也不能要求缅共按照我们的意见来进行谈判,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总之,我们支持你们进行和谈以求实现国内和解,但是我们不能干涉贵国的内政,也不能干涉缅共的内部事务。”

澳门新萄京官网,耿飚的答复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是非常中肯的。奈温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并感谢中国政府对缅甸国内和谈的支持。

由于缅共中央拒绝接受革命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双方的谈判于1963年11月中旬破裂。

中国在推动缅甸国内和谈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少有的富有创新意义的外交行动。尽管和谈没有成功,但在缅甸历史上仍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耿飚为贯彻中央有关政策所开展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加强友好

由于中国坚持对缅甸的友好政策,缅甸和谈的破裂并没有给中缅友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中缅两国保持了高层互访,两国友好关系继续深入发展。

周恩来先后于1964年2月、1964年7月、1965年4月初、同年4月下旬访问缅甸达4次之多。刘少奇也于1966年4月再次访缅。

在周恩来的4次访问中,1964年7月的访问是一次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访问,是按照毛泽东的一项重大决策安排的,而毛泽东的决策又是根据耿飚反映的缅甸形势动向作出的。

1964年6月初,耿飚以驻缅甸使馆名义连续向国内紧急报告了缅甸政局中一些新的动向,认为缅甸政局将更加不稳,有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建议通过适当方式提醒奈温注意安全。

使馆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6月8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总理:应当积极争取奈温,请你考虑决定,在四五天内发出指示。”

这是毛泽东对东南亚和缅甸形势进行深入思考后作出的一次重大的决策。1964年,由于越南战争趋向扩大,东南亚形势十分紧张。而奈温是当时中国邻国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华友好的领导人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继续向奈温施加种种压力,缅甸确实存在突然事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贯彻毛泽东关于支持奈温的指示,对于维护中缅友好,防止东南亚形势的逆转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周恩来立即召开由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指示的方案。

6月16日,耿飚根据国内指示单独约见奈温,表示奉刘少奇、周恩来之命,向他通报有关情况,并表示如果奈温需要,周恩来或陈毅可以来仰光与奈温交换意见。奈温表示感谢刘少奇、周恩来如此关心他的安全,他愿意同中国领导人见面,会见方式将与同事们商量一下。18日,奈温再次接见耿飚,表示他认为周恩来和陈毅越早访缅越好。7月7日,奈温又约见耿飚,表示为了保密,周恩来等离京前不需在缅甸驻华使馆办理签证,一切手续可待抵仰光后再办。

7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行抵仰光后,当天下午就和奈温以及缅方几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我方只有耿飚参加。周恩来着重剖析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局势,并通报和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缅甸的颠覆活动,希望奈温对突然事变做好准备。

7月11日上午,周恩来和奈温举行了单独会谈,会谈从上午8时一直谈到下午1时半。在会谈中,周恩来运用他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外交才能,结合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坦率而诚恳地谈了对缅甸国内问题的意见,建议奈温在经济上打击面不宜过宽,计划不宜过急,否则主观愿望虽好,但生产力受到破坏,不利于广大人民的生活。周恩来建议奈温要团结最大多数人民,反对最少数的敌人,这样就不会孤立了。

奈温承认在某些方面他走得太快了一些,但说这是由于资本家捣乱所致。他认为周恩来提的一些建议原则是正确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陈毅又同奈温以及其他缅甸领导人举行了大型会谈。当晚8时,周恩来到使馆同耿飚研究了工作,于凌晨1时离仰光回国。

这次访问是对奈温的很大支持,进一步巩固了中缅友好,大大加深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使帝国主义企图把反华包围圈扩大到缅甸的阴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65年7月,奈温首次以缅甸国家元首身份访华,耿飚回国陪同,中缅友好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峰。目睹毛泽东会见奈温时同奈温手拉手地走进房间,两位领导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这也生动地反映了耿飚在缅甸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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