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残酷杀害犹太平民,充当奴隶

来源:http://www.lxdregister.com 作者:世界历史 人气:74 发布时间:2019-11-01
摘要:原标题:二战时德国对波兰亡国灭种的屠杀计划 仅留15%充当奴隶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统计,1939年住在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

原标题:二战时德国对波兰亡国灭种的屠杀计划 仅留15%充当奴隶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统计,1939年住在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的有1000多万,至1945年德军投降时,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占全部犹太人的一半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两个焦点问题,那就是美英等西方盟国是否了解纳粹大屠杀计划?如果了解的话,美英等国为何无动于衷?对此,部分学者和美英官方一贯的立场是:美英等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纳粹德国大屠杀计划一无所知,所以也就谈不上采取任何的措施;而反对派学者则认为,美英等西方盟国早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只是出于某种可怕的考虑才一直缄默不语,任由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赶往死亡集中营,赶入毒气室。 然而,2000年6月26日,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天宣布解密40万页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和美英战时情报机构提供的绝密情报档案。最让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感到震惊的是,当年美英盟国通过破译纳粹安全机关的绝密情报,不但知道纳粹大屠杀计划,而且对计划的细节也了如指掌。 华盛顿和伦敦最高层从一开始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 1943年夏天,英国伦敦郊区布雷特切里庄园,着名的“埃格玛密码破译小组”的密码专家们连续破译了驻罗马纳粹安全总部发给柏林总部的绝密电报、破译出来的内容让英国的密码专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战争初期,由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犹太人的处置问题上并不完全服从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训示,所以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免遭被驱逐的命运。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推翻后,德军已经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所以根据“第三帝国”最高元首希特勒的训令,入侵意大利的德国党卫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在意大利的犹太人通通关押起来,送往设在南欧和东欧的集中营,然后予以“肉体上的消灭”。 截获的绝密电报清楚说明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意大利犹太人的步骤和方案:10月6日,驻罗马的德国官员接到希特勒亲自签发的密令,要求他们把生活在罗马的8000名犹太人通通逮起来,这一任务务必在接到命令后10天内完成。10月11日,一份从柏林发往罗马的电报发出了训令:“基于意大利总体安全的利益,必须立即彻底消灭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延误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犹太人逃往或者躲到亲犹太人的意大利人家里。”10月16日,一份从罗马发回柏林的电文清楚说明:“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并于今天结束,一共捕获了1200名犹太人。”10月20日,纳粹德国驻意大利盖世太保总部密电柏林总部:逮捕犹太人的任务已经完成,所有这些犹太人已经被押离罗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犹太人几乎没人活着走出集中营。战后的文件显示,整个罗马只有数百名意大利犹太人幸免于难! 尽管驻罗马的部分德国官员对此持保留意见,但纳粹德国确实正在进行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实际关系到数百万欧洲犹太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埃格玛小组”截获破译的这些纳粹绝密电报被专人火速送交英国的最高层。此时,只有包括首相丘吉尔在内的极少数英国政府官员有权审阅“埃格玛小组”提供的绝密情报。这些绝密电报同时也呈交给美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手里。 历史学家们现在仍弄不清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绝密情报,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最高层肯定是知道这条绝密情报的。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途径获得的可靠情报再次证实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所有意大利犹太人的计划,提供这些情报的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各要害部门内的盟国间谍,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便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内的弗里兹·科尔贝。 这位纳粹德国外交官经常利用前往中立国瑞士的机会与美国战略勤务办的特工杜勒斯秘密会面。 新解密的绝密文件说明,科尔贝当时就向杜勒斯提供过关于纳粹德国将在1943年年底消灭意大利犹太人的惊人情报,实际上,美英两国政府早在1943年年初就知道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的真相,但两国政府却选择了沉默,令人费解。 既然美英当局事先已经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为什么却保持了沉默呢?从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这么两个因素:一是美英当局用沉默换取纳粹的技术与合作来发展自己;二是要维护形象,怕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学者就开始就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知道纳粹德国种族大屠杀计划和死亡集中营真相一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多数的学者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领导人的尊敬和爱戴,根本不敢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美英首脑早就了解纳粹种族大屠杀真相,但却袖手旁观的事实。 正如英国着名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1981年出版的《奥斯维辛与盟国》一书中说,盟国的领导人是到1944年夏天才多少知道点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和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事的。然而,新解密的档案和绝密资料把这些学者善意的推测击得粉碎。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官员对美英两国政府把如此重要的历史真相掩盖这么多年深感愤怒和不解。 美国前国会议员、美国战争犯罪解密法草案起草人之一的伊丽莎白·霍兹曼质疑说:“这些真相的披露必将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道义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盟国在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保护起纳粹战犯来呢?这个问题是美英两国政府不敢正视的问题。” 最具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中遇难者的亲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法官没有把纳粹冲锋队将军科尔·沃尔夫送上绞刑架深感不解。众所周知,沃尔夫领导的纳粹德国冲锋队把意大利境内成千上万的犹太平民赶进了死亡集中营,沃尔夫正是所有意大利犹太人大屠杀遇害者的刽子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沃尔夫一直被拘押在盟国拘留营里,1949年获释并回到慕尼黑过上了逍遥的生活。直至1962年才因被人指控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30万犹太人之死有关而被逮捕。沃尔夫随后在西德接受了审判,最终被判处15年的监禁,但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其中原因令世人一直不解。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各类大屠杀女性幸存者的日记、传记和有关性别与大屠杀的着作相继问世,国外学术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女性在纳粹大屠杀中的角色和影响。基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结构上的不同,她们在这场种族屠杀的浩劫中自然也有着不同的经历与感受。

二战前,波兰领导人投降法西斯德国的政治游戏以及联合进攻苏联的计划,并没有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任何的好处。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各类大屠杀女性幸存者的日记、传记和有关性别与大屠杀的着作相继问世,国外学术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女性在纳粹大屠杀中的角色和影响。基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结构上的不同,她们在这场种族屠杀的浩劫中自然也有着不同的经历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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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slawa Kwoka,一名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4岁波兰女孩。这张照片是她到达集中营后,遭到看守用棍子抽打她的脸后拍摄的。她于1943年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1945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妇女蜷缩在营房内 来源:USHMM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纳粹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不是600万,而应该是1100万。人们在统计大屠杀遇难者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非犹太波兰人的数量。

一度沉默的羔羊

今天当我们反思纳粹反人类罪行的时候,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整个欧洲大约有600万犹太人遭到了恐怖的系统屠杀。然后,这并不是纳粹种族灭绝的全部。

纵观整个二战战场,军妓、强奸、奸杀等性犯罪事件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远东战场上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性奴隶的慰安妇制度),但我们对犹太妇女在大屠杀中遭遇的性犯罪却知之甚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首先,纳粹德国于1935年曾颁布《保护日耳曼血统和荣誉法》,明令禁止德国士兵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加之犹太人被纳粹“非人化”,常常以老鼠、寄生虫之类的低等生物的形象出现在反犹政治宣传中,削弱了犹太女人的性存在,共同营造出一种犹太女人不会被强奸的假象。其次,大屠杀学术领域内对女性犹太幸存者的研究匮乏。一直以来,男性在大屠杀史料编撰中主导着话语权,而女性的经历与记忆却被弱化,特别是把犹太妇女遭受的性侵害看作是其个人经历,相比整个犹太民族近600百万人口的死亡,似乎显得不值一提。最后,犹太妇女自身的羞耻与害怕。战后男性主导的大屠杀记忆与叙述抬高了“宁可死亡毋被强奸”(It was better to die than to suffer rape)的观点,女幸存者因此对自己被辱经历闭口不谈,同时受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她们不愿也不敢向其丈夫、孩子袒露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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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除了在战斗中丧生的军人外,纳粹还杀死了大约1100人。这里面受伤害最大的就是非犹太波兰平民。纳粹至少杀害了180万波兰人,有些统计甚至认为在300万人左右。

1944年5月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妇女和孩子在站台上等待接受检查 来源:yad veshem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纳粹根据他所谓的“生存空间”原则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土上大肆屠杀,对波兰实施的是一种殖民地的概念,一边不断扩大其东部领土的边界,一边将这些地方用于德国人定居。

犹太妇女的梦魇

根据纳粹的斯拉夫民族计划,一边对当地居民进行灭绝的同时,迁移大量的德国东部居民过去定居。这项计划完全无视波兰人的生命。最终的目标,是要对波兰人进行系统的灭绝。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妇女的噩梦也随即开始。在被占领地区,纳粹士兵以搜捕为由,把犹太妇女拐骗至街道进行性侵,有时,士兵破门而入的首要目的就是强奸家中女性。据1940年2月驻波兰德军总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的回忆录记述:1940年2月18日,波兰中部城市彼得库夫的两名哨兵分别抓走了一名18岁和17岁的犹太少女,把她们带到一处墓地,然后强奸其中一名少女,另外一名少女因处在生理期,侥幸逃过一劫,但哨兵要求她几天后再来,并许诺给她5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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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犹太人逐渐被驱逐到隔都或是集中营内,能够接触到犹太人的德军数量明显减少,然而这并没有终止犹太妇女被侵害的厄运。罗兹隔都的幸存者雅库布在其日记《罗兹隔都的日记》(Dairy from the Lodz Ghetto)中记录德国隔都管理局负责人汉斯·比博在强奸犹太少女后并将其杀害,为了掩盖其罪行,汉斯利用职务之便把少女的家人运送出隔都。在1946年的战后审判中,汉斯承认了这一点。罗兹隔都的另外一名幸存者宾娜曾在夜间被汉斯从床上拖走,随后惨遭性侵(Bina的证词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协会档案USC Shoah Foundation Institute )。汉斯身居高位,仍肆意强奸犹太女性,不难想象他手下士兵的性犯罪自然也会得到默许。

纳粹在1939年入侵波兰后,最终目的是要保证“种族纯洁”,对数以千万计的波兰和东欧的斯拉夫民族进行彻底的屠杀。

犹太女性的身影也出现在纳粹的随军妓院内。1936年,德军最高司令部下达建立妓院的指示,并要求医疗部门予以配合。这些妓院不仅为德国SS党卫军及其他士兵服务,还包外来务工人员。最初,纳粹的种族政策是不允许士兵与犹太女发生性关系的,然而,为了避免士兵到军营之外寻求毫无管制的欢乐,纳粹当局逐渐放宽了这些规定。1942年纳粹占领波兰城市利沃夫时,他们就强迫当地的犹太妇女充当军妓。德国SS党卫军还要求犹太居民委员会提供一定数量的犹太妇女以满足纳粹士兵的生理需要。在回忆录《大屠杀时期的隔都生活》(Life in the Ghettos During the Holocaust)中,作者写到:1940年9月犹太新年的前夕,新任命的市长汉斯·德雷塞尔来到隔都,与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见面,要求后者提供一些犹太女性并严厉警告:“你们犹太人最好识相点。终归,我们驻扎在这里,而你们是要满足我们的需求。”

希特勒在1939年8月的讲话中明确清晰的告诉士兵必须如何处理他们控制下的百姓。“杀死所有的男人,女人以及波兰儿童,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是值得怜悯的!”

1942年春,在犹太人被大规模驱逐出隔都的过程中,很多犹太女性遭到强奸,犹太居民委员会借此向党卫军要求一大笔金钱补偿。盖世太保称当地年轻士兵的性生活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时常会和街道上的妓女发生性关系,这导致军队中性病比例升高。而犹太女性一向以其纯洁而出名(犹太人有其自身的饮食条例,而且当时很多东欧犹太人是正统派。在传统的犹太教观念里,犹太女性是要遵守一系列家庭洁净条例,可能因此德军认为犹太女性是很纯洁的),是慰藉军中士兵的最佳人选。在盖世太保的逼迫下,犹太居民委员会不得不挑选一些面容姣好的年轻犹太女子,秘密送往妓院。当事人在受访时说当时并不知道她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妓院,否则,她们定会想方设法逃走(证词来自USC Shoah Foundation Institute)。

同样党卫军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也说:“所有波兰专家都将在我们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中被剥削。最终所有的波兰人都将从这个世界消失。伟大的德国认为消灭整个波兰是非常重要的主要任务。”

性犯罪活动如此猖獗,以至于这成为纳粹集中营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协会(USC Shoah Foundation Institute)档案中,许多幸存者都表示他们曾目睹或亲身遭遇性侵害。“五六个德国人在工厂里当众轮奸一名犹太女孩”“有的犹太妇女半夜被从床上拖走,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守卫射杀一名试图逃走的犹太妇女后,公然奸尸”……这些证词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性犯罪事例未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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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希望消灭85%的波兰人,仅留下15%充当他们的奴隶。

接受纳粹剃发与消毒后的犹太妇女 来源 :USHMM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德国为了灭亡波兰早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在20实际30年代后期,德国编制了一份必须屠杀的61000人的名单,里面包含了波兰著名的学者,政治局,牧师,教徒和其他认识。1939年,纳粹领导人将这一名单分发到党卫军和军队中执行,还扩大到了所有让他们觉得不满的平民。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939年-1940年间,德国开始着手杀害名单上的6万人,但这只是纳粹消灭波兰人计划的初始阶段。

二战期间,德国士兵对犹太妇女的性犯罪俨然已成为纳粹实践种族灭绝的工具。通过强暴“劣等”犹太女人的身体以控制其生育能力,这样一来,“高贵”的日耳曼血统便占据了犹太女性“下等”的子宫,亦或是强迫怀孕犹太女性堕胎、做绝育手术,目的都是为了进行所谓的“种族清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教授克劳迪娅·卡德认为“实行种族灭绝有两种方式:一是进行大肆屠杀,造成族群的个体成员的死亡;二是破坏族群的社会纽带以摧毁其身份认同感。大屠杀时期的强奸犹太妇女的行径就是兼具这两种功能。”由于女性在族群中扮演着繁殖者和看护者的角色,所以强奸等性犯罪行为能够在羞辱、恐吓被征服者之余,损害一个族群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其他军事武器所断然无法实现的。同时,在缺乏法治约束与管理的战争时期,人性的恶会毫无约束地暴露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便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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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令数百万犹太妇女丧生。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大都选择把过去永久封存在她们的记忆中,情愿只活在当下。对那些遭受性犯罪的妇女而言,更是如此,过去是令人愧赧的负担,是当下和未来黑暗的源头。她们不仅要直面被侵害的不堪过去,还要忍受回忆带来的情感和身体上的极端反应。弗洛伊德说,个人的经历,如强奸、家庭暴力等更容易带来因恐惧而触发的心理创伤;受到创伤的个体在直接经历真实的强暴、死亡等事件后,引发她们身体和情感上的极端反应;这种反应在事件发生初期被有意或无意地压抑而进入潜伏期,之后受到刺激不断地重复侵扰受创者。那些经历强暴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女性即是如此。她们在战后的很多年里,缺乏勇气说出自己的过去,恐慌、无助、不安、噩梦一一袭来,但却只能独自默默承认这份伤痛。“恐惧和焦虑就像不受欢迎的旅伴,无论我内心多么不喜欢它们,却注定要和它们纠缠在一起,直到人生旅途的重点。”大屠杀幸存者伊爱莲在她的自传《抉择:波兰,1939-1945》(The Choice Poland, 1939-1945)中写道。

除了有计划的对个人进行系统屠杀,纳粹为了尽快的屠杀平民还要求空军不加区别的对城市展开轰炸,即使是那些根本没有军事或战略价值的地区。

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大屠杀历史与记忆的研究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站出来讲述自己与大屠杀的故事,其中不乏一些勇敢的犹太女性。她们冲破心理障碍,将个人难以启齿的往事公之于众。但强奸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禁忌文化,仍旧在大屠杀研究领域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正如德国格雷夫斯沃尔德大学(Greifswald 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浦 ·库沃特所指出的:“对强奸和长期沉默导致的创伤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中是缺位的。”

根据估计有20万人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几个月的轰炸中死在了德国这部战争机器下。例如德军在完全摧毁弗拉普尔城的轰炸中,一半的居民在轰炸中丧生,德军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们预定消灭波兰人的目标。

责任编辑:东方

在地面上,德国士兵也以同样令人震惊的速度在屠杀波兰平民。“波兰平民和士兵到处都被抓到后杀害。”一名德国士兵说。“当我们完成行动时,整个村庄都在燃烧,没有一个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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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继续,德国完全控制了波兰,德国建立起了系统的种族灭绝程序。纳粹将150万波兰人驱逐出家园,并将这些流离失所的平民赶进了劳动营,他们和那些进入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遭到了杀害。仅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有15万非犹太裔的波兰人。另外有65万波兰人被送进了专门为他们设计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杀害。

德军大规模的驱逐和屠杀波兰人最终激起了1944年的华沙起义,但失败后所有的参与者都遭到了逮捕和杀害。

与此同时,纳粹在波兰城市的军事行动中,还绑架了数千名妇女。最小的才年仅15岁。这些妇女被当作性奴隶送进了德国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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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还从抓获的具有某些身体特征,如蓝眼睛这些被定义为雅利安人标志的儿童,在特殊的测试程序后,确定他们是否可以接受德国化。通过测试后,这些儿童被安排到“纯粹的”德国家庭寄养。

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5万-20万儿童遭到迫害,其中1万人在此过程中遇难,大部分的儿童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没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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