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是一个离不开媒体的行业,期货市场发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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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标题:《中国金融》|杜岩:期货市场发端与初期探索 世上三百六十行,大概没有几个行业不需要媒体的帮助,但是也没有哪一行像拍卖一样,离开媒体就不能生存!同样,媒体广泛

原标题:《中国金融》|杜岩:期货市场发端与初期探索

世上三百六十行,大概没有几个行业不需要媒体的帮助,但是也没有哪一行像拍卖一样,离开媒体就不能生存!同样,媒体广泛关注各个行业,但是也没有像关注拍卖那样热情洋溢!

进入专题: 体改委   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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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拍卖业恢复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二十几个年头。这二十几个年拍卖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猛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行业同仁的努力、政策法律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借助于传媒业一路相随,呼号鼓舞。传媒业对拍卖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是不能够忘记的!现仅举几个节点性例子,加以说明。

李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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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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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的拍卖业开始恢复,这一新生事物,自一开始就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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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我国期货市场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计划体系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彼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运行尚未完全确定,作为替代方案的“生产资料价格闯关”需要各种保障机制的预设。于是,国家体改委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单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派下开始研究期货市场。然而,我国期货理论探索与初创中遭遇了哪些阻力,如何顺利获得社会认可?在经历一系列乱象后,它又是如何被上层领导定性为“盲目发展”的?在我国期货市场初创成员、时任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杜岩看来,这一切都与我们对期货市场认识的进程密切相关。

1988年5月14日,北京市拍卖市场在民族文化宫西厅举办成立大会暨首场拍卖会。到场竞买者、观摩者近五百人,其中就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分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商报、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十七家新闻媒体的三十二位记者。随着大会宣布开始、北京市副市长的贺词、拍卖师一口口叫价、竞买者一次次举牌和一声声表示成交的清脆锣声(当时北京市拍卖市场拍卖师用锣),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忙得不亦乐乎,闪光灯犹如繁星闪烁,来自全场各个角落。场面十分热烈。

   【内容提要】“体改委”存在的20多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最快的时期。“体改委”撤销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停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重新形成了共识,更重要的是改革有了强大的推动者。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以借鉴当年“体改委”时期的经验教训,破除部门利益,防止出现各自为政,全面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改革。

文 | 谢凌云

作者|杜岩「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

当天下午,新华社就发了通稿;晚6:30分,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就播出了这条新闻,速度之快,令人叹服;晚上,10点钟,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进行了报导;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商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及一些外省市的主流媒体都在要闻版面刊发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向全国乃至世界推介这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场由新生的拍卖企业举办的具有历史意义拍卖会。自此,中国拍卖业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 键 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领导小组

“我是天明双创活动的创客导师田源,很荣幸能够和80后、90后创客一起,在双创浪潮中前行!”2015年12月12日,首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在郑州召开时,“创客导师”、中国创客领袖大会荣誉主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田源的一句承诺,让他坚定地与中国的年轻创客们站到了一起。

期货市场的早期研究是由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两个单位合作开展的。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的司长。刚开始,我们两家单位应该是领了不同的任务,我们主任安志文从分管领导那里领了任务,要求研究期货市场;国研中心主任马洪则是从李鹏总理处领的任务,也要求搞农产品期货研究。由于目标一致,于是我们两家单位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展期货市场研究。

二、救业

    

2017年12月12日,第三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暨双12中国创客日将在郑州开幕,而田源也将再次到场助阵,为中国创客加油。现年63岁的田源,不仅是河南人的骄傲,更是河南人的传奇。他爱党、爱国、爱家乡,具有创业家精神,工作很拼、干事很实、做事很细!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具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他的决断、他的敏锐、他的坚韧、他的担当,无不闪烁着创客精神的光芒。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基本问题

广州、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吉林、辽宁等地区成立的第一批拍卖企业,都有过新张之喜的兴奋,也都曾是媒体关注的热点。然而,好景不长,很快都陷入了无货可拍的窘境。为尽快摆脱困境。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快速推进的时期。2003年前后各级体改委撤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意识出现转变,改革速度有所放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标志着改革形成了新的共识,并有望成为强大的改革推动者。

田源是亚布力企业家中国论坛主席,在全国的企业家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中美企业领袖总会的主席,他将近十年一直在美国,把中美企业家领袖打通,在纽约举办论坛。

1987年底,美国培基证券的杨亮瑜先生到北京讲过一次课,他是一位香港人,介绍了怎么样利用期货市场的机制控制商品价格风险,组织讲课的部门把讲课内容制成了录像、录音、文字等材料。当时国务院领导听到了这个讲课的录音,于是要求体改委研究期货市场,研究如何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风险。这些都是安志文接到研究任务后回来对我说的。国研中心那边是李鹏给马洪写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期货市场。

1988年11月1日至3日,在这些新生的拍卖企业呼吁下,原商业部召集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八城市商业主管部和八家企业,在北京召开了“八城市拍卖行业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领导,还邀请了新华社北京分社、《经济时报》和《中国商业报》的记者参加会议。新华社北京分社所派记者就是经常报道商业改革动态的记者——倪小林。

    

田源是谢伏瞻书记任书记10天就接见的第一位企业家。被谢书记称为“四老”: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老乡。

体改委这边研究期货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国研中心的研究则由常务干事田源同志负责。1988年初,田源找到我,我们俩一碰头,两家单位想法一致,于是就请示各自领导,随后便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下称“工作小组”),田源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

她参加这次拍卖行业汇报情况、总结经验、呼吁政策的座谈会后,一展身手,再创辉煌

   一、体改委的历史成就

放弃在国务院的金饭碗,他为中国期货“拓荒”

1988年4月15~16日,工作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何谓期货交易、为什么要研究期货、国外开展期货交易的情况、如何建立中国期货市场等几个议题。同年6月26~29日,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开始探讨我国开展期货市场试点的具体问题。1989年1月10日,经过一系列调研以及结合河南、武汉、吉林、石家庄等地实际情况,研究小组形成了《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批示。

会上,拍卖企业各诉苦衷,反映了一些部门在处理罚没物资、无主财产和其它公物方面的不正之风,强调了公开拍卖这些物资的必要性。

   (一)体改委23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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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个报告送上去之后很久没有回音。此时田源与周小川、吴晓灵、曹远征等人赴香港和美国考察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国研中心的乔刚同志暂代。为了进一步开展期货市场试点,我询问国办的同志是否对研究报告有批示。他们告诉我,给总理送的文件一般被分为三类,一类是涉密文件,一类是审批文件,还有一类是看完无需回复的参考文件,我们这份请示文件被放在参考文件里。于是,我请求送文件的同志重新给总理送了这份报告。送了以后,总理基本同意了该报告,这给了我们继续研究和试点的信心。

倪小林认认真真的参加了三天会议,详细的记录了每一位与会人员的发言。会后她决定做一番深入的调查核实工作,她先后走访了工商部门、公安部门、法院、海关和一些手中有物资处理权的国营企业。通过调查,弄清了前述物资的来龙去脉,在她的调查中发现:某些有物资处理权的部门将当时非常紧俏的彩色电视机仅以100元的低价销售;某地缉私缴获的“555”牌香烟也仅以每包0.。3元钱的价格内部私分(当时在广州“555”牌香烟每盒售价12元)等触目惊心的事实。她不仅感到国家的资产在严重流失,而且行业不正之风的漫延将损坏政府管理部门的形象。公物处理走公开拍卖之路势在必行。出于记者的责任感,她认为:必须将这一情况以适当的形式反映出来,于是她写了一篇名为“有关人士建议建立国家拍卖行堵住公物处理中的不正之风”的文章,然而她又认为有些情况不宜公开发表,所以她放弃了新华社通稿的形式,而采取了在新华社为领导机关提供重要信息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这篇文章的办法,这个办法得到了社领导的支持。

   国家体改委前后大约存续了23年时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但是怎么改革,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1980年5月,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务院秘书长兼任办公室主任。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主任。此后,到1990年8月,除1987年~1988年李铁映担任主任外,一直是总理兼体改委主任。当时,体改委被赋予了4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①

插过队,当过兵,喂过猪,留过洋,从过政,经过商……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试点方案

这篇文章不仅列举大量的事实,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公物处理的暗箱操作即损坏了国家的利益也腐蚀了一批干部,损坏了政府机关,执法部门的形象。”文章还提出了建立国家拍卖行对公物实行公开拍卖的建议,同时希望国家制订出对海关、公商、公安等部奖励政策。

   1990年9月,陈锦华接替李鹏出任体改委主任。总理兼主任的惯例被打破。但是,体改委的位势并没有改变,仍然与计委、经委同处政府组成机构序列最高层次的宏观调控部门之列。

田源1954年生于河南,16岁时下乡插队,20岁参军入伍,21岁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部队推荐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在白热化的激烈竞争中,田源以优异的成绩胜出。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了武汉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田源随后曾多次表示,虽然他最大的愿望是到大学教书,但当年他并不太愿意教书,他更喜欢研究学习“新”的东西。

要正式开展试点就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但是国家体改委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很多具体事我们不能参与,参与容易有利害关系。于是,我就拿着李鹏总理圈阅文件的复印件找到了当时的商业部部长胡平,请商业部来主持期货市场的后续研究。胡平这个人比较果敢,就同意了。于是,商业部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才,如吴硕、朱玉辰等人就开始研究具体试点工作。

1988年12月5日,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看到了这份内参,并在倪小林这篇文章的重点之处画上几条粗粗的横线,并做了“请体改委研究,可商有关部门提出方案”的批语。

   1998年机构改革,体改委降格,从体改委变成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退出政府组成序列,人员编制也从200人压缩至不到90人。随后的5年,体改办的声音日渐衰微,主要做国务院交办的一些与改革有关的调研项目,包括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供销社体制改革、小城镇改革以及整顿药品市场流通秩序等各方面内容。

1983年,田源29岁,那年他的人生开始了巨大的转折。在一次经济研讨会后,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田源被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领导相中,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田源参加了很多办公会和研讨会,还到各地进行调研,对商品以及价格信息流通不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深有体会。“那几年对我以后的生活理念、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田源说。

我们调研了河南、吉林、武汉、石家庄等多地,并且成立了地方期货市场研究组,探索地方开展期货试点的可行性。后来,由于河南有地缘优势,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秦科才同志也非常重视,所以郑州脱颖而出。1989年10月10日,体改委、商业部、农业部、财政部、国研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已撤销)、工商总局、物价局、税务局九部委联合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正式报送了《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一个粮食批发市场。

12月24日,国家体改委召集包括在京拍卖企业在内的有关部门会议,研究贯彻李鹏总理批示精神;1989年3月22日,体改委拿出了《关于开展拍卖业务,建立市场的意见》;同月,国务院批转的体改委《1989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明确指出“在若干中心城市试办拍卖市场,开展各类公物的拍卖业务”;

   2002年11月,最后一任体改办主任王岐山赴海南任省委书记。2003年3月,体改办并入发改委,结束了历史使命。各地方体改部门,大多数也于2004年撤销,人员有的并入发改委,有的到了政府研究室,有的到了金融改革办公室(简称“金融办”)。

经过数年积累,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部主任的田源开始积极进行期货市场研究,并提出了建立期货市场的设想。

但是,这个申请也是过了好久没有得到批复。到了1990年4月,李鹏总理主持经济形势座谈会,田源被邀请参加。会上,田源就说我们曾经上报过一个期货市场试点的报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试点就停了下来。后来李鹏总理说,“还可以研究试点嘛。”这就是后来期货市场试点被重启的缘由。

1991年10月,体改委,商业部联合再次召开“八城市拍卖企业座谈会”,进一步“,听取汇报,总结经验”;1992年,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同志在国务院办公会上,汇报了我们拍卖业的试点情况,李鹏总理做四点重要指示;

   (二)体改委是一面改革旗帜

1986年,田源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成员访问美国,深入考察了美国期货市场。从美国考察回来后,田源就将期货市场研究列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并上报国务院领导。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联合组建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担任组长。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们就按照同意试点的要求,确定了“从郑州批发市场入手,逐渐向期货市场转移”的思路。在这之后,郑州批发市场研究小组每个月开一次会,中央部门的几个部长,包括胡平、姜习都在一起开会研究郑州成立批发市场的事。

199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对我国拍卖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国办发[1992]48号文件)。

   20世纪80年代初,体改部门成立时的政治环境与今天决然不同。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计划经济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那时候,不要说市场经济,就是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能犯政治错误。当时地方改革搞得最有声势的是四川和安徽。安徽改革成绩最大的是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改革最突出的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些改革起初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当时中央不可能自上而下部署这些改革,一是拿不准,二是中央部门层面的阻力更大。邓小平的态度就是“不争论,允许试”。

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进行访问研究时,田源就萌生了创办中国第一家带“中国”字头、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国内期货市场的经纪公司的想法。回国后,带着强烈的愿望,他找到了自己的5位朋友,其中两位原来在中南海工作,另外3位在商业部和物资部工作。田源讲了自己的想法之后,6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着手准备工作。

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的研究

《48号文件》的颁布,大大激发了各地方政府的热情,全国各省市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拍卖成交额也以几何级数增长。据统计1993年,全国有拍卖企业120家,年成交额在1亿元左右;1994年,全国拍卖企业增加到200家,年拍卖成交额达10亿元;1995年全国拍卖企业有300多家,年拍卖成交额达80亿元.。

   四川省委书记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后,面对众多老领导、老同志,面对依然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急需理论家的支持,急需新生力量的支持。于是国家体改委便应运而生,总理亲任体改委主任。除兼任领导外,国家体改委还聚集了一大批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的高级别领导和理论权威,如廖季立、安志文、童大林、薛暮桥、马洪、董辅礽、蒋一苇、吴敬琏、林凌等都是体改委的成员或顾问。随后不久,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曹远征等改革开放后毕业的年轻的经济学人也加入体改委。体改委实际成为改革的一面旗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想要申请一个带“中国”字头的公司何其难,更何况还是期货公司这样一个新鲜事物。于是6个人开始分头向商业部、物资部、经贸办、工商局、外管局等若干相关单位进行游说,与此同时,又找来14家公司作为股东。

在商业部参与进来之后,我们觉得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统筹考虑这件事。一开始打算成立一个“中国期货市场研究中心”,后来民政部的同志说这个范围比较小,经费来源也比较困难,建议叫“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咨询可以有业务,可以经营。1993年初,我当时所在的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正式向民政部申请成立了“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咨询中心”)。我是主任,乔刚是执行主任,具体工作都由他做。成立以后,这个机构实际上没有开展经营活动,还是一个期货市场筹备机构。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地址,也没有多少工作人员。当时乔刚从国研中心抽调了几个人,我们体改委这边也抽调了几个人,还是按照以前的思路接着把期货市场试点搞下去。

我想可以这样说:拍卖业吸引了媒体;媒体影响了政府;政府推动了拍卖业的发展拍卖业的发展激发媒体对拍卖业关注的热情。

   时任总理经常请体改委的专家们对一些改革试点研究、指导、总结,形成改革建议。如蒋一苇、林凌对首钢承包制改革的跟踪总结②。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实际上也是由国家体改委组织召开的。会议邀请了包括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匈牙利科尔内等一批世界级专家;中国国内很多顶级专家也参加了,如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周叔莲等。巴山轮会议的成果,对冲破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树立商品经济乃至后来的市场经济观念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92年11月11日,国务院同意成立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这个过程真是很困难,不过有梦想再加上我们的努力,最终还是实现了。”田源说。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期货市场,我们参照国外期货市场情况,确定了咨询中心的三大任务:进行期货立法、建立期货业协会、成立期货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我们把这个方案报给朱镕基总理,他是基本同意的。所以筹备工作我就抓起来了,我们临时找了一个地方办公,就在东二环的航空大厦。除了我们咨询中心成员外,当时参与期货研究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董辅礽,他负责主持研究期货法。经过几个月筹备,我们把形成的方案上报国务院,开始走审批程序。就在这个时候,期货市场出现了一系列风险事件,陆陆续续的清理整顿工作就开始了。正好这时我也到了离休的年纪,就从体改委司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这些事就基本不干了,咨询中心的事情后来也没人接手。其实咨询中心的牌子还一直保留着,后来交给了体改委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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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设计改革大方向

就这样,田源放弃了从事了近十年的职业,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成为中国“期货界的拓荒者”。十几年来,中国期货业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但他“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放弃”。

对期货市场发展的思考

   30多年前中国改革刚开始时,自称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当时的改革不仅仅是“摸石头”,也在找方向和基本思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实就是改革总方向的顶层设计。改革设计需要组织,单靠某个人或者某个一般的机构是难以完成的。国家体改委是当时层次最高的机构,汇集了一大批经济专家。体改委又是一个全新的利益超脱的部门,于是就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改革大方向设计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执著挽救“失败的投资”,成就今天的亚布力

试点工作刚开始开展的时候,当时舆论比较关注,各省都想拿这个“旗子”,包括沈阳、成都、武汉、重庆、合肥、浙江,都在酝酿这件事。我们有时开会,请地方的同志一块儿商量,他们就逐渐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搞所谓的“期货市场”。有的地方基本上是瞎搞,与真正的期货交易所差别很大。他们是搞大型综合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期货运行机制,只是打着期货市场的牌子,搞他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1986年4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成立,组长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办公室主任是体改所所长高尚全。办公室下设财税、外贸、金融、企业等组,配套改革方案在8月份的北戴河中央财经小组会上获得了批准。1987年10月,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提出开门搞规划,委托了8个课题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三年、五年、八年中期规划,又称“三五八规划”。负责人分别是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计委等。到课题结题时,李鹏已成为体改委主任。1988年6月1日,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李鹏到会听取课题组汇报。1988年7月,国家体改委规划司将各家成果编辑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20多年后,吴敬琏回忆这段经历时,仍然对这种开门设计总体改革方案的做法赞赏有加,认为这些讨论“为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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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应该更多地理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因为中国期货市场是自上而下搞起来的,并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当时包括我们搞研究的这几个单位都对期货市场没有很成熟的认识,只是考察过几次,知道点儿皮毛。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应该理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以后期货市场发展的保障。认识是一个过程,从一部分人认识到更多人认识,再到领导人的认识。这个过程对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对今后资本市场研究都有帮助。我们期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波折、混乱和我们的认识不清有很大关系。所以有机会听到不同层级的人对期货市场发展的不同看法,将来形成一个对期货市场基本认识的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对于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更有帮助。■

   体改委不仅研究整体改革方案,对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如股份制、承包制、价格改革、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体制改革、财税体系改革等都提出过改革方案。价格改革,从“计划为主”到“调放结合”、“双轨制”到“价格闯关”,体改委起了很大作用。虽然1988年的“价格闯关”因为时机和方法选择不当而失败了,但价格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其后随着形势的演变也慢慢取得了很大成功。

田源作为中国期货业的拓荒者,是中国最大的期货经纪公司——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的董事长、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是中国第一位期货博士。

(责任编辑 赵雪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当然,当时大力推动改革的不仅仅是体改委,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经委等。农研室主任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当时的国家经委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承包制,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都主要是由国家和地方各级经委、体改部门共同推动的。

但田源还有另外一个“显赫”的头衔,那就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亚布力是俄语“果木园”的意思,1996年第三届亚冬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亚布力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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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

而更让“亚布力”声名大噪的,是2001年之后,每年一次的中国企业家论坛。这个论坛是参照瑞士达沃斯模式设计和组织的,因此也有人将它称为“中国的达沃斯论坛”,这正是论坛的首倡者、大会主席田源最初的设想。

   与今天的改革相比,当时对改革的鼓励主要来自中央,而改革的具体行动,主要从基层的某一个点开始。有的试点,实际上一直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票市场的建立等。有的试点是中央直接抓的,如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深圳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和冲破计划经济大胆改革,吸引了一大批港澳资金和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创造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④

不过,可能没有人想到,今天的亚布力其实是源自田源一次失败的投资。“我最大的失误就是在中期开始赚钱的时候,没有控制投资的欲望,使公司的发展走了很多的弯路。”田源说。

   当时的中国,大江南北、各行各业的改革积极性远远超过今天,人人都想改革,谁改革谁是英雄好汉。如承包大王马胜利、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首钢周冠武、天津大邱庄禹作敏等,都以改革而名动一时。公务员辞职,教师下海,也比比皆是。如著名的“万通六君子”潘石屹、冯仑、王功权、易小迪等大都是从体制内单位辞职下海的。其中的冯仑,还曾在体改所工作过。一些改革并不是什么人部署的,什么人推动的,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争论。如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珠三角的“三来一补”等。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苏南起步,很快就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欣喜地称之为“异军突起”。⑤

期货原本就是高风险行业,在管理经验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不断的缺乏经验地扩张,实际上是快速地积累风险,留下了隐患,再加上国家开始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在1994年至1999年6年时间里,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的18家公司关闭了11家,2000名员工淘汰了1500人,亏损近上亿元。

   与苏联东欧改革不同,中国改革被称之为“渐进式改革”。如价格逐步放开,先有乡镇企业增量改革,再有国有企业存量改革。实际上这主要是后来的总结,当时改革者并没有这种渐进式改革的“顶层设计”。当时中央高层设计的改革着力点主要还是放活国有企业,但现在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后来,乡镇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挤占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导致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这才逼迫国有企业实行了更深刻的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1995年,亚冬会举办在即,可亚布力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成样子,应黑龙江省政府之邀,时任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的田源在这里投入了大笔资金。但事与愿违,投资近十年,亚布力项目并没有实现盈利。“当时中期的资本金只有3000万元,而这个项目就投入了3个亿,这使中期财务面临巨大压力。”

   (五)地方体改委的主要成就

3个亿的投资,使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背负了每年高达2000多万元的利息的包袱。如何盘活这里的资产,把亚布力“搅”热,成了田源不能不面对的问题。曾应邀出席达沃斯论坛的田源正是从中受到启发,才要在亚布力也办一个中国的达沃斯论坛。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都成立了体改委,县级政府多数也成立了独立的体改委机构。但是,除了深圳等少数地方,大多数时间地方体改委的地位作用无法与国家体改委相比。因为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是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没有自主权,机构改革等也主要是上行下效。但很多地方体改委却推动了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项改革,这就是国有中小企业的产权改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陈光领导的山东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1992年9月20日,诸城决定在全市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到1994年7月第一步改制工作就全面完成了。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批评,诸城改革采取了全体员工购买股份的办法,取名叫股份合作制改革,自我宣传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就是这样,诸城改革仍然引来了全国范围很多严厉的批评。山东省委和省政府对诸城改革非常支持,1994年到1998年在山东省体改委的具体组织下,山东省委和省政府连续4年召开中小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工作会)。1988年的工作会,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亲自到会部署改革。山东诸城改革,可以说是那个时期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最有影响的事情,全国各地纷纷到诸城考察学习。到2003年年初国务院国资委成立时,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国有中小企业多数已经完成了产权退出的改革。

此后,亚布力的投资成就了三件事。第一,支持了亚冬会,并被评为当年亚洲最佳体育场所;第二,亚布力是中国第一个旅游滑雪场;第三,诞生了“中国企业家论坛”。“从公司经营角度看,亚布力至今仍是我们的一个大包袱,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田源如此评价他的这个“失败的投资”。

   地方体改委主抓的另一项改革是股份制(股份有限公司)改革试点。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地方股份公司的上市推荐和额度分配主要由体改部门掌握。这也几乎是体改部门历史上唯一一项行政审批权。正是这一审批权,让江苏、四川、西安等省市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因此受贿判刑。可见,一旦有了审批权,改革工作者也难以逃脱权力寻租的魔咒。这也是新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机构应该借鉴的一个教训。

之后,田源在北京公司的门口设计了一块风险台地,由凹凸不平的石头铺成,意在于提醒中期员工:天天注意控制风险!

   国家体改部门与地方体改部门于2003年、2004年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撤销体改部门有各方面原因,当时很多部门都进行了调整,体改部门人数减少、职责弱化是逐步演化的。所以,我们这些体改部门的人,当时也没有觉得有很多不妥。10年过去之后,面对很多改革工作的停滞,很多人又感慨体改委撤早了。其实,主要的问题也不在于体改委撤不撤,如果没有改革的意识、改革的勇气和智慧,体改委不撤又会怎样呢?

钟情期货二十余年,对未来发展信心十足

    

“我对中国期货业的自信,始于对国外期货业的观察研究,期货是一个在国外已经发展了上百年,并且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熟行业。我相信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风险管理行业,暂时的困难并不会影响长远的发展。”即便是在经历了失败和动荡后,田源对中国期货业也一直如此保持信心

   二、体改委后改革的调整

2000年,中国期货市场整顿结束,整顿之后的期市面临着规范发展的大好时机。2002年,期市成交金额从整顿之后最低的1.6万亿元恢复增长至3.95万亿元,2003年达到10万亿元,2004年仅上半年就达到8.47万亿元。“期货业是中国金融行业中最先经过规范整顿,进入稳定发展轨道的行业。”田源说。

体改委撤销后10年左右,改革进入了调整期。有人认为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例如国企改革、司法改革、高校行政化、医药改革中政府采购的强化等等。也有人认为,很多方面的改革有很大进步,如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竞争力增强,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扭转的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时候,从产业链条来看,中国的策略是:在原材料生产、进出口量大的上游,建立起定价中心;在进行产品制造的中游,要提高质量,扩大产能;在产品全球销售的下游,要提升谈判能力,提高产品价格,争取在全球贸易中建立起低买高卖的国家商业模型,改变以往低卖高买的被动局面,提高“世界工厂”的附加值。期货市场对这一战略的形成非常重要,之后有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期货新品种陆续上市交易。

    进入专题: 体改委   全面深化改革  

面对期货市场的大发展,田源的心情仍不轻松,作为中国期货业协会首任会长,他身上还背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当时,中国期市还有很多问题:法制不健全,无法与国际接轨;品种太少;专业期货人才紧缺;期货经纪公司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很难参与国际竞争……而这些问题在一朝一夕并不能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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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评价田源说,他是一位拓荒者,在一块荒地上种下了期货这颗种子,并使之生根发芽;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标签,透过这个标签,我们可以看清中国期货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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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源头上曾经有很多耀眼的头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北美物产集团董事长、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但是,所有与期货无关的头衔现在都已经从他头上卸去,他只是想“以3至5年的时间去做精、做大中国期货业”。 “这个行业的创立跟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我第一次接触期货到现在,没有其他行业比期货行业更精彩。”田源说道。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data/80845.html 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年2期

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敏锐的感知与判断的他还认为,如今正是“双创”的大好时代,而创客也不再是孤独的创业者,社会需要敢于挑战的优秀创客,创新创业也有了不一样的含义和格局!

“姜明是创业家中的思想家,创新派中的行动派,双创时代,社会需要像姜明这样敢于挑战的优秀创客!”或许,这才是田源一直支持中国创客领袖大会的根本原因。

2017年12月12日第三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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