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水库消落区古坟坝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来源:http://www.lxdregister.com 作者:历史文物 人气:125 发布时间:2019-11-07
摘要: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庞小霞(139)     发掘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王立新  

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庞小霞(139)

    发掘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王立新  

古坟坝遗址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一组,地处长江右岸小地名为庙岩河的二级台地上,南北长60米,东西宽约50米,埋藏面积约3000平方米。遗址位于三峡水库消落区,长江水位的反复消涨对遗址形成了一定影响,近年来的取土活动对遗址造成了较大破坏。 作为三峡水库消落区考古发掘年度项目,2015年7月至9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完成发掘面积866平方米,清理灰坑10个、沟7条、窑2座、灶4座、柱洞2个、墓葬2座及瓮棺葬1座,出土陶、瓷、铜、石等各类遗物及标本近千件,时代涵盖新石器、商周、汉、宋元、明清等多个时期。 新石器时代遗存以一座土圹石室瓮棺墓为代表。该墓土圹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剖面呈筒形平底,墓室以砂岩石板砌筑,墓底平铺石板二块,左右壁各围石板二块,前后壁各围石板一块。葬具为口部相互套合的2件网格纹夹砂褐陶罐,从其形制判断,应属于玉溪坪文化早期陶器,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墓内填土为浅黄色沙土,结构疏松,纯净,无包含物。罐内人骨已不存,葬式不明。 商周遗迹包括灰坑、窑等。其中,H10位于T9北部,叠压于第5层下,打破第6层。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剖面呈筒形平底,斜直壁,壁面粗糙,底部边缘明显,均不见加工痕迹。灰坑内填土为灰褐色砂土,结构疏松,包含大量红烧土、碳屑颗粒,较多鹅卵石及其碎块、红砂岩碎块等,出土较多鱼类骨骼、夹砂陶片、少量泥质陶片。器形有小平底罐、钵、瓮等,纹饰可见粗绳纹。另出土少量石制品,如石斧、石片等。鱼类可见草鱼、鲢鱼等。Y2位于T2西南部,叠压于第5层下,打破第6层及生土。由窑室、火道、操作坑三部分组成。窑室平面略呈圆形,弧壁,圜底。窑壁内侧为青灰色,外侧渐变为橙红色。火道连接窑室、操作坑,剖面呈椭圆形。火道口有两块不规则石块。操作坑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直弧壁,底部较起伏。窑内填土为灰褐色砂土,夹杂红烧土块、窑壁、石块等,包含大量夹砂陶片、少量泥质陶片、草木灰及木炭颗粒。可辨器形有缸、罐、盆、钵、尖底器等。纹饰有网格纹、附加堆纹、拍印纹、凹弦纹等。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其中,陶器以夹砂陶居多,主要器形有花边口缸、高领罐、小平底罐、尖底盏、尖底杯、圜底钵、“8”字形捏纽器盖、纺轮等,纹饰有绳纹、网格纹、拍印纹、戳印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等。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器类有斧、锛、凿、铲以及石核、石片、磨石等。根据层位关系及堆积判断,本次发现的商周遗存应属石地坝文化,年代为商末周初。 汉代遗存以一座同冢异穴的双室墓为代表,封土可分4层,残高1.9米。该墓两墓室平面均为“刀”形,呈竖向轴对称布局,甬道间以横长方形通道相连接。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其中,右室墓门有一浅浮雕阙,单出,悬山顶,其下为楼部、枋子层及阙身。墓壁、券顶等以条石砌筑,墓室内主要以条形花纹砖铺地。墓内随葬品有“军假侯印”铜印章、釉陶釜、灰陶钵等。根据随葬器物组合以及墓葬形制,判断该墓时代应在东汉中晚期,下限可至蜀汉时期。 本次考古工作收获颇丰,新石器、商周、汉至六朝时期均有代表性遗迹、遗物发现。以2件陶罐套合为棺,以石板为椁的瓮棺葬,在三峡地区以往考古工作中较少发现,为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遗址堆积延续时间较长,新石器、商周时期遗存对于研究涪陵地区的先秦文化面貌以及补充、完善三峡地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聚落考古等问题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M2规模较大,结构保存较完整,有助于加深对涪陵乃至三峡地区汉至六朝时期墓葬形制与特点的认识,为研究同时期墓地选择、丧葬习俗以及汉代职官制度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作者单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11日第8版)

百济佛教寺院遗址的相关问题研究…………………………………………………梁银景(169)

    为全面推行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结合科研与保护实践,培养新时期考古工作的急需人才,在吉林省文物局的组织和领导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了“吉林省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研究基地”,分别于2011年、2012年对大安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

天津蓟县青池遗址试掘报告……………………天津博物馆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195)

  
    该遗址位于吉林省大安市红岗子乡永合村西北约1.5公里,新荒泡东岸的一处漫岗上。岗顶高出西侧湖面约6—12米。通过2012年春开展的区域性考古调查,查明遗址现存范围南北长约2150米,东西宽约1190米,面积近141万平方米,其中遗存密集区约55万平方米。以遗址中部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沟为界,可将遗址分为A区(北)、B区(南)。由地表遗物分布情况看,A区的北部多见辽金时期遗物;A区南部和B区主要以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存为主。该遗址系1957年大安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调查发现,此后李莲、张忠培、陈全家等先生先后对遗址进行了复查。1999年,该遗址被确定为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淅川马川墓地汉代积石积炭墓的发掘………………………………………………

    两个年度的发掘主要集中在A区的南部,总计发掘2355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00座,灰坑316个,灰沟32条,房址12座, 出土遗物丰富,可复原陶器200余件,还有数量较多的石、骨、角、蚌、玉、铜等器物。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遗址的地层堆积比较简单,绝大多数探方只有两层堆积。第一层为灰黄色表土层,包含有近现代遗物。第二层为黑灰色沙质亚粘土,分布普遍,出夹蚌灰褐或黄褐陶,有少量夹炭陶。AⅢ象限发掘区北部部分探方在第二层下还存在第三层,为黄灰色细沙土层,所出基本为夹炭陶。以下为黄色细沙生土。遗迹多开口于第一层或第二层下。个别遗迹开口于第三层下。经初步整理,可以大致将发掘所获遗存划分为六个时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237)

  
    第一期遗存包括墓葬1座、灰沟5条、灰坑23个及第三层。遗迹多开口于第二层下打破生土或第三层,个别开口于第三层下打破生土层。陶器以夹炭的黄褐陶或灰褐陶为主,器表色泽不甚均匀。陶胎很厚(器壁厚度多在1—1.5厘米之间),从陶片断茬和表皮脱落处观察,陶胎系以粗细均匀且大体平行的草筋(经显微观察与遗址旁边泡子中生长的蒲草的草筋形态结构颇为一致)和着细泥逐圈套叠而成,器表内外再涂挂细泥浆,泥圈套叠处器表形成明显的凸棱。据初步检测,这类夹炭陶的火候很低,未达到普通陶器的烧成温度,陶质极酥。器表通体施戳压或滚印的栉齿纹,纹样多为排列整齐的短平行线纹、人字纹、弦纹等。由于陶片极碎,难以拼对,能看出器形的标本不多。从保存较大的陶片看,器形有筒形罐、大口曲腹罐和缽等,平底或底略内凹。第一期遗存的陶器特点,具有东北亚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一般特征。如陶胎厚、火候低、易碎、器形简单等特点。从地层堆积上看,此期遗存的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土色均为浅淡不一的黄灰色,叠压于全新世大暖期形成的黑沙土层之下,应当是形成于全新世大暖期之前气候相对比较寒冷的时期。此期遗存中所见唯一一座墓葬的人骨石化也比较严重。所以,已有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迄今在松嫩平原乃至我国东北地区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从器类和纹饰组合来看,其应当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该类遗存的发现,填补了松嫩平原西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缺环。

李济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史学特征……………………………………………………查晓英(271)

 

 

图片 1

 

 

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

后套木嘎一期陶片

庞小霞

  
    第二期遗存包括房址12座、墓葬17座、灰坑200余个、灰沟21条及AⅢ、AⅣ发掘区的第二层。部分灰坑、灰沟中有明显的祭祀现象。陶器以夹蚌的黄褐陶或灰褐陶为主,有少量质地细腻的泥质陶。陶胎普遍较第一期陶器变薄,器壁厚度多在0.4—0.8厘米之间。火候普遍较高,质地较硬。器表多有饰纹,素面陶较少。纹样以附加堆纹、指甲纹、刻划纹、戳印纹为主。纹饰多施于陶器的口部或上腹部。器形以形体大小不一的筒形罐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小口深鼓腹罐和大口曲腹罐。还有少量圆鼓腹罐和带流器等。制法以泥圈套接法为主。此类遗存的特征与梁思永先生上世纪30年代命名的昂昂溪文化有相似之处。该期遗存中有部分陶器装饰划压的曲折纹、细线型之字纹,特征与农安元宝沟、左家山二期、长岭腰井子遗存较为接近。依据与邻近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比较,可初步推定第二期遗存的年代约在距今6500—6000年前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第三期遗存包括墓葬12座、灰坑10余个,灰沟5条,陶器主要为泥质或夹砂的红褐陶,部分夹蚌粉,胎较薄,火候较高,泥圈套接法成形。器表多素面,少量饰麻点纹或之字纹。器形见有双耳罐、筒形罐、缽等。该期遗存应与近年发掘的白城双塔二期和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存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年代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大体相当。

  中国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主要出土于中原地区、海岱文化区、甘青宁地区、北方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等七大区域。绿松石器按照器物的形制特征可分成圆形、椭圆形和直线几何形三大类。其主要功能是装饰品,还有葬玉之功用。新石器时代绿松石的分布范围由早到晚不断扩大,最早仅见于中原与北方地区,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才扩至七大区域。总体来看,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是绿松石器较盛行的地区。数量上,中原与海岱地区呈现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到其末期由少到多而逐渐减少的变化,而黄河上游的甘青宁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都处于不断增加状态。器形上,新石器时代绿松石由简单逐渐变得复杂,由常见单个器体,逐渐变为作为镶嵌片或点缀物的附属体出现。制作工艺开始比较简单,但逐渐出现了雕刻工艺。绿松石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中,其出现之初,佩戴与身份地位或贫富差别无关,主要是用于人身体不同部位的佩饰,佩戴不分男女,不分老幼。而进入龙山时代个别地区绿松石常附属于一些具有礼器性质的精美重器之上,开始一定程度上体现身份等级,尤以海岱地区最明显。关于绿松石的产地,是源于国外相邻地区,还是集中源于国内某一地区,目前还难于断定,笔者倾向于就地取材并本地制作的看法。

  
    第四期仅见墓葬2座,陶器为砂质黄褐陶,器类仅见陶壶。器表磨光,颈腹饰蓖点纹。铜器见有联珠饰与铜刀。该期遗存性质应属于白金宝文化,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

 

 

百济佛教寺院遗址的相关问题研究

图片 2

梁银景

 

(韩国釜山大学人文大学考古学科,釜山  609-735)

2012年发掘区现场

  百济泗沘时期(538—660年)佛教寺院在都城内集中分布的状况与高句丽寺院在安鹤宫及其周边、长安城内外集中分布的特征是一致的,同时期中国北魏洛阳城内城与郭城内、南朝建康城罗城内、隋代大兴城内及唐长安城内也都集中分布有数百座寺院,情况也非常相似。 

  
    第五期包括墓葬70座,灰坑3个,文化性质属于汉书二期文化,年代大体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中有近半数为洞室墓,其余皆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其中洞室墓是首次从汉书二期文化中辨识出来的墓葬形制。这批墓葬既有单人葬,又有多人合葬。部分墓葬经早期扰乱,扰乱部位多在随葬品集中的腰部以上位置。从保存较好的墓葬看,死者多系仰身直肢,头向西北。墓葬有西南—东北成排分布的迹象。成人随葬陶器多为壶或壶、缽组合,个别用鼎和罐;儿童随葬陶器多为缽或小型的杯。陶器主要为砂质陶,少量夹砂陶,以黄褐色为主。素面陶较少,纹饰有细绳纹、戳印纹、指甲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陶器上多有红色陶衣或者用红彩绘制的花纹。制法以泥圈套接法为主。器类主要有壶、罐、钵、鬲、鼎、舟形器、碗、杯等。

 

    第六期属辽金时期遗存,包括灰坑13个、灰沟1条。陶器主要有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两类,火候高,质地坚硬,器表饰篦点纹、弦纹等,器类见有壶、罐、盆等。 

  百济伽蓝的布局盛行以塔与佛殿为中心的一塔一佛殿式,与同时期高句丽平壤地区伽蓝流行的一塔三佛殿式存在差异,具有一定的自身特点,但同时期中国经发掘的北魏思远佛寺、永宁寺却是一塔一佛殿式的布局,被认为是初建于隋代的西安青龙寺内也发现了同样的布局结构。

    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对于构建和完善嫩江流域汉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开展区域内汉以前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生业、人群及环境的综合研究,乃至探索松嫩平原西部极易遭受自然和人为破坏的沙坨型遗址的保护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王立新、霍东峰、赵俊杰、刘晓溪、史宝琳)

    

  中国北朝的木塔址有的现存夯土塔心体,这种结构尚未在百济木塔中发现,结合文献我们认为,百济泗沘时期木塔的构造与南朝木塔间的亲缘关系更为浓厚。 

 

  陵山里佛寺是百济圣王后代为追思先王而在其陵旁修建的寺院。南朝宋代的惠开在其父墓旁修建的禅亭寺的性质与百济陵寺相似,但禅亭寺是否进行过求福活动却不明。与之相反,公元536年梁武帝在父亲文帝陵旁修建的皇基寺无论在初建时期还是性质上都与陵寺非常相似。 

 

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

天津博物馆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青池遗址位于蓟县五百户乡,泃河水系支流 河南岸,今于桥水库东南岸。遗存分布在丘陵高地马头山的坡下和山顶,1997年发现,因水库修建防浪护坡遭受破坏,于1997—1999年三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夏商时期青铜文化和西周早期燕国文化堆积。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分三期。第一、二期发现于马头山顶西南坡一条天然沟壑内,揭露沟壑长34.7、宽5—9、深1—2米,没入水下情况不明。第一期遗存由兴隆洼文化和北福地一期文化两种因素构成,兴隆洼文化因素以夹砂筒形罐为代表,纹饰多由弦纹、附加堆纹和网格划纹构成,作“三段式”或“二段式”布置,另有少量陶钵和石筒形罐;北福地一期文化因素以夹云母直腹盆为代表,纹饰多为划纹和压印纹,另有少量支脚残片。第二期两种文化因素结构不变但出现重大变化,筒形罐为厚唇,厚胎,纹饰为细密工整“之”字纹,同时流行圈足钵和豆,纹饰多由“S”形细密“之”字纹带绞结到一起构成的卷云纹;直腹盆口沿变成外侧起棱,纹饰为数周弦纹,支脚呈鸟首形。第三期发现于马头山顶,筒形罐胎壁变薄,纹饰为刮条纹,出土较多以“红顶”碗钵为代表的夹砂和泥质红陶。西周燕国文化遗存较丰富,面貌特征和琉璃河早期燕国文化同,但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因素较为突出。

 

河南淅川马川墓地汉代积石积炭墓的发掘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为配合国家大型建设项目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受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的委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7~2011年,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对河南淅川县马川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连续的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东周、两汉、晋、唐、宋、清等时期的墓葬460多座。其中两汉时期的墓葬将近200座,且多数未被盗扰,尤其是21座不同形制的积石积炭墓葬保存较完整,且分布相对较为集中。均为土坑竖穴墓,部分带斜坡墓道。墓坑方向南北、东西向均有。葬具、骨架多严重腐朽,能辨者为木质单棺、双棺或三棺。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多寡不一,一般3—30件,主要为陶器,另有铁器、青铜小件和铜钱以及琉璃器、玛瑙器等,其中陶器组合较为完整,有鼎、盒、壶、釜甑,瓮、罐、仓、井、灶等。积石积炭墓也见于中原地区少数大型战国墓,但象这里西汉中小型墓普遍积石积炭的情形,是其他地区同时代墓中所少见的,它的发掘为深入研究南阳地区两汉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李济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史学特征

查晓英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是一个老话题,但仍有讨论的空间。本文以李济为中心,从他所说的“历史法”与“比较法”着眼,分析他在人类学、民族学、尤其是考古学领域里提倡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可能受美国人类学文化历史学派的影响,并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在挖掘细节、讲究准确的过程中,李济提出分类、量化等办法。但这些努力却并未受到新一代考古学家的欢迎。李济与张光直的讨论反映出两代考古学家追求的研究状态各有不同,前者执着地追求真实可靠,却未能给出一个清晰易行的理论指导;后者热衷于建立体系,但在层出不穷的新资料压力下,屡次修改。李济在方法论里尤其强调的“历史法”,正是中国考古学史学特征的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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