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去西天取经比,西行取经第一人并非唐僧

来源:http://www.lxdregister.com 作者:风俗习惯 人气:195 发布时间:2019-10-04
摘要:无独有偶,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在取经的过程中,也经过了兰州榆中,并且由于当时的国王十分信佛,当玄娤和尚到达榆中后,国王亲自相迎,甚是崇拜,这段故事在《大慈恩寺三藏

无独有偶,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在取经的过程中,也经过了兰州榆中,并且由于当时的国王十分信佛,当玄娤和尚到达榆中后,国王亲自相迎,甚是崇拜,这段故事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中可以追寻到相关的记载。

鲁迅先生赞颂中华民族的“脊梁”,其中“舍命求法”者,玄奘是主要人物之一。这位唐代高僧不仅在国内备受尊崇,影响深远,而且,世界各国尤其是印度,对于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第二批取经人应算后魏的宋云和惠生。神龟元年(518)敦煌人宋云与比丘惠生,经西域往天竺取经,至正光三年(522)回到洛阳,带回大乘佛经一百七十部。宋云后记述西游见闻成《行记》(已佚失)一书,其事见于《洛阳伽蓝记》。据统计,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侣往印度取经的近九十人,他们多是学问僧,对中印等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接着,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内,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到达天竺境内,又横穿尼泊尔南部,到达东天竺。法显等人在摩揭陀国首都巴达弗邑停留3年,学梵语,抄经律。后来,法显又独自游历南天竺,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写经画像两年。之后,搭船纵渡孟加拉湾,抵达狮子国。

图片 1《佛国记》中记载兰州

旅居印度的青年学者伊洛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今天,在印度无论是什么场合,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提起中国,提起两国关系,都是“言必称玄奘”。在20世纪50年代,印中两国合作在那烂陀寺附近玄奘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修建起一座中国风格的玄奘纪念堂,用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这也是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有力见证。不过,印度人对玄奘法师的尊崇,并非是近代才有的事。据义净记载,他在玄奘之后几十年再到印度时,当地佛教界就已经把玄奘当作神来供奉了。在寺庙的壁画里,已经有玄奘的形象;他从中国到天竺的万里行旅所穿着的草鞋,已经被作为圣物的象征,出现在壁画的云端。

      在取经的行列中,最早贡献较大的要算高僧法显。法显是东晋僧人,他三岁出家,虔诚向佛,在研学中,他痛感佛经不全,且说法混乱,遂于隆安三年(399)以六十多岁高龄,从后秦都城长安出发取经,历四年艰苦卓绝的徒步旅行,经西域和中亚,到达印度。法显遍游五天竺,凡历八年,精心搜求并手抄六部珍贵的佛经,约百万言。公元412年,法显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乘船由海路回国,出海二日便遇大风,被迫在茫茫大海中航行三个半月,到达耶婆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一说今墨西哥),停留五个多月后,次年五月乘船又西行近四个月,于413年9月4日在山东青岛崂山登陆。此后,他与尼泊尔高僧驮跋陀罗一起翻译了他带回的佛经。法显回国后著有《佛国记》,这是研究中亚、南亚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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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者指出:“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远涉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作为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佛学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在文学作品、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及国外影响中呈现为不同的形象。究竟哪一种形象更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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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俗姓龚,东晋平阳郡武阳人,兄弟四人,三个哥哥幼年夭折,父母为保住这个儿子,便把3岁的法显送到寺中做小沙弥。法显20岁时受大戒后,勤学不止,成为当时有名的高僧。法显在钻研佛经过程中发现,传入中国的佛学经典有很多或残缺不全,或是释义不清,于是便萌生了远赴天竺求取经书、“令戒律流通汉地”的念头。

图片 4法显和尚取经路过兰州

根据唐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的指示,玄奘法师于回国后第二年,亲自口述,由弟子辩机辑录出《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书中记录了西游中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艺和山川、风物等诸多内容,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他还直接继承了烦琐深奥的印度瑜伽派理论,与其弟子窥基一道创立了“法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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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取经、译经之功不仅得到佛教界的敬重,也赢得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着《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是法显。”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赞扬说:“中国的旅行家法显,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

图片 6唐僧玄奘西行取经路线图

历史上的唐僧,俗姓陈,本名祎,河南偃师县缑氏乡陈河村人。他出生于隋开皇二十年(一说出生于隋仁寿二年,延后两年),5岁丧母,10岁慈父见背,13岁随次兄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敏好学,接受传统文化,悟性极高。在净土寺,从师研读《涅槃经》《摄大乘论》,达6年之久;后值战乱,又前往四川,四五年间师从多位法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学说,学业大进,造诣日深,而且掌握了梵文。他特别钦慕东晋高僧法显以“耳顺”之年,历时15年,前往印度西行求法的宏谟伟志;加之,熟读各种佛经,发现各名师所讲的经论互有歧异,各种经典也疑伪杂陈,真假难辨,于是,立志要亲赴天竺,取经求法。

      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影响日趋扩大,我国的僧俗两界对佛教和佛经心存敬畏,顶礼膜拜,去西天取经者逐渐增多,僧侣往来经常不断。

东晋义熙八年农历八月,法显搭乘商船,从海路归国。一路上,艰险濒濒,九死一生,于翌年五月回到青州广郡牢山。历时15年,游历30余国,带回大量梵本佛经。归国后,法显不顾年事已高和旅途劳顿,着手翻译佛经。七年间,他共译出佛学经典6部63卷,其中《摩诃僧袛律》成为五大佛家戒律之一,对后世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佛国记》。该书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图片 7兰州榆中

唐高宗麟德元年,玄奘法师于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市,当时是皇帝行宫)圆寂,享年65岁。高宗闻讯痛哭,说:“朕失国宝矣!”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第三批是隋朝官员韦节和杜行满。据《隋书·西域志》载,隋炀帝派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方(今南亚),由陆路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并到王舍城(印度恒河旁)取得佛经,他们回国后,著有《西番记》(已佚失)。

法显:一部《西游记》,使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于是,人们便认为“唐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去西天取经的人。其实,早在“唐僧”之前的公元228年,就已经有人去西天取经了,他便是东晋高僧法显大师。

图片 8唐僧玄奘西行取经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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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2年,法显大师圆寂于荆州辛寺,“春秋八十有六,众咸恸惜”。

如今的榆中作为兰州东拓的重点建设区域,将被规划为城市副中心打造,近几年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然而在这片区域中,历史上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结点,不论是来势汹汹的铁骑部队还是驮运货物的丝路驼队,都如法显与玄奘一样在兰州榆中的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历史的足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大师初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法师说:“为了求法,所以要西行。”这位白衣法师就是玄奘。当地也有类似的传闻,但添加了许多动人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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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不顾65岁高龄,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达鄯善,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

众所周知,在四大名著《西游记》中,讲述的是一段关于唐僧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所以大多数认为西行取经的和尚就非唐僧莫属了,但事实上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另有其人,并且这个人与兰州很有渊源。

看来,文学形象本是作家头脑的创造性产物,表现为文本中具有艺术概括性的、体现着作家审美理想的人生画卷。如果把整个文本所揭橥的社会内容比作一台人生戏剧,那么,这些文学形象便是作家用以寄托情感、表达爱憎、宣示价值取向的不同角色。它们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既具有模拟、描绘现实中的对象的客观性一面,也反映出作家思想感情的主观性因素。由于其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典型性,因而强化了文学形象的感染力与震撼力。

      取经途中,继业时常把所见所闻随手记在当天阅读的《涅槃经》的卷末。继业在世时,人们尚未知道此《西域行记》。继业过世不久,著名文学家范成大在翻阅继业遗物中的《涅槃经》时,才发现了《西域行记》,于是便将《西域行记》汇入他所著的《吴船录》中。

图片 11唐僧玄奘西行取经

及长,读书渐多,通过阅览唐代史书、《大唐西域记》和关于玄奘法师的几部传记,我才了解到这位唐代高僧舍身求法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人格风范、伟大的精神追求,方知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并不是一码事,过去完全错怪了他。

      唐僧玄奘去西天拜佛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翻开史籍,你会惊讶地发现,去西天取经者远非玄奘一人,在西去天竺取经的行列中,还有一位我们铜川籍的僧人,而且他带领的是最庞大的取经团队。

兰州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的城市,在这其中不乏有名的历史故事,而位于兰州东部区域的榆中县,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就是从榆中地面上穿境而过,这片区域不仅在历史上被称为是远古的国际通道,还蕴藏着一个关于西行取经的故事。

搜索关于“唐僧玄奘”的网页,实在惊诧不已。绝对没有想到,人们对这位亦人亦神的古代和尚,竟然如此感兴趣。当然,许多人是沿着“戏说”的路数,拿他当“话耍子”来搞笑的,什么“唐僧办教育”“唐僧的隐私”“唐僧评先进”“唐僧评球”“唐僧的网恋”“唐僧引进股份制”等;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书》《日记》《回忆录》《密信》《遗言》《自述》《报告》《废话》等多种。应该说,作为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佛学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唐代高僧玄奘原本是有很多话题可供言说、研讨的,只是一些人对此并不那么感兴趣罢了。而我,在这种情势下,偏要一本正经地从文学作品、历史真实、域外寻踪、民间传说等多重视角,来研索唐僧玄奘的多种形象,也算得上情有独钟、“痴情可哂”了。

      继玄奘之后,又一位佛学大师义净,于咸亨二年(671),搭乘波斯船由广州从海道抵达印度,先后周游三十余国,历时二十五年,带回梵文经书四百部,又著有《南海寄归内法师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这是继法显、玄奘之后著载唐代中外交通和南亚一带历史的最有价值的史料。

根据史料记载,在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做法显的和尚,在唐玄宗之前两百多年,他以65岁的高龄历经15个寒暑西行去印度完成了取经的大任,并撰写了《佛国记》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关于他在取经路上的所见所闻,涵盖了印度、中亚与南海诸国的地貌以及当地的文化。

印度学者指出:“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远涉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

      第六批是五代时的高僧道圆。道圆,沧州无棣人,生卒年不详。后晋天福中,经西域至天竺求法,途中二十五年,留天竺六年。北宋乾德三年(965),他与于阗朝贡使回到汴京,受宋太祖召见,道圆献舍利、水晶器和贝叶经四十夹,宋太祖询问西土风俗,并赐给道圆紫方袍器币。

翻译过来看,就是法显从一路向西求取真经,大约走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来到了一个叫做乾归的国家,而在当时,乾归国也就是西秦,现在兰州市榆中县的夏官营就是那时这个国家的国都。通常一年中有三个月的雨季一般对于游历的和尚来说是不会外出的,这三个月也被称为是“夏坐”,由此可知,西行取经第一人法显在途中不但是路过兰州榆中的夏官营,而且在这里静养了三个月之后才离开的。

说到形象,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心理学告诉我们,形象属于知觉范畴;作为一种意识,形象是人们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而人物形象,则是人们对某一实实在在的人物整体印象的感知。这种感知,往往因人而异。也可以翻过来说,同是这一感知对象,在不同情况下,人们的感知也是不尽相同的。这说明了:其一,既然感知属于知觉、意识,那么,它就必然会受到感知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亦即意识、观念与认知过程的规定与制约;其二,形象并非事物本身,因而若想准确把握其真实性、准确性,就须精察之、慎思之、明辨之,以透过形象,探其本原,去伪存真。

   

而在这本《佛国记》中,我们就能追寻到关于取经人法显与兰州榆中的交集,法显在书中写到有“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的语句。

我们刚一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印度学者就说:“欢迎来自玄奘的国度的客人。”交谈中,他们说:“印度”这个译名,就是由玄奘厘定的。对此,《大唐西域记》亦有记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第七批是北宋高僧继业。继业大师是这次取经队伍的领队和首席专家。继业是耀州(今铜川市耀州区)人,俗姓王,剃发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天寿院。乾德二年(964),他奉命率三百僧人,前往天竺求取舍利及贝多叶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西天取经活动。继业一行从阶州(今甘肃东南武都)出境,经兰州、河西走廊入新疆,又经哈密、吐鲁番、焉耆、于阗、疏勒进入大石(即大食),然后南下度葱岭、雪山进入西北印度。游历五印度诸地后抵尼泊尔国,再循印度西北故道返国,从阶州入宋。继业等在旅途共十二年,时太宗即位(976年),继业呈所得佛经及舍利。太宗下诏让继业择名山修习,继业遂至峨嵋山,募化 重修庙宇,改名牛心寺,虔诚 修持,译注佛经,终年八十四岁。

原标题:西行取经第一人并非唐僧 曾经过兰州榆中静养了三个月

幼年读《西游记》,唐僧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他不仅软弱怯懦,进退失据,在困难面前动辄惊慌流泪,而且昏庸迂腐,耳软心活,常常误信谗言,是非不分,敌我不辨。看上去,白面书生一般,斯文得很,说话细声细气,手无缚鸡之力。可是,折磨起大弟子孙悟空来,却蛮有本事,所谓“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正是由于对坚持正义,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横扫一切妖魔鬼怪,为取经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美猴王”,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因而,每当看到唐僧残忍地惩治、处罚他的时候,我都遏制不住心头的愤慨,有时竟至两三天内,“于心有戚戚焉”。

      第四批是唐初高僧玄奘法师(600-664年)。玄奘俗姓陈本名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隋大业末出家为僧,博涉经论,以佛经颇多讹误,无法穷究,故决计西行求法。贞观三年(629),北方大荒,长安粮紧,他利用朝廷允许僧俗四出就食之机,离开长安,私自西行。时国法禁止出国,路上又“群盜横行”,他只得昼伏夜行,“逾葱岭之危隥,越沙碛之险路”(唐辩机《<大唐西域记>记赞》),历经磨难,行程五万余里终于到达印度,并在随后几年,遍访五天竺,接触并研究印度佛学各派学说。他曾在印度最大的佛寺那烂陀寺留居五年,从名僧戒贤学习,成为该寺精通50部经论的10位“三藏法师”之一,并代戒贤为众僧讲学说法,深为印度各界所敬佩。639年,摩揭陀国戒日王在曲女城亲自主办法会,邀请玄奘主讲,到会者有五天竺十八国王及各地僧侣六、七千人,他讲经十八天,无一人能够诘难。玄奘在天竺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他还将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曾给戒日王介绍唐朝的《秦王破阵乐》。玄奘回国后,亲自主持译经工作,译出大量梵文经论。他将旅途经历见闻写成巨著《大唐西域记》一书,为研究佛教和西域、中亚、南亚与中西交通的珍贵史料。玄奘于664年圆寂于玉华寺(今铜川市印台区玉华宫)。

      我先说说先后有哪些去西天的取经人。   

但后来,这处佛教圣地,毁于突厥入侵者的战火,逐渐变为废墟,那烂陀寺之重见天日,要归功于玄奘。王先生介绍说,19世纪中期,英国人统治印度,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起初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处遗址面积巨大,像是一座小城,又像一个大学校园。后来,考古学者拿它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做对比,才确认这个地方就是书中记载的那烂陀寺。

      此后,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和印度兴起,印度佛教在十一世纪迅速衰落,去印度取经活动就停止了。

横亘吐鲁番盆地东北部、名闻遐迩的火焰山,《西游记》里说它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唐僧师徒来到山下无法穿过,便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连扇49扇,断绝火根,永不再发,取经队伍才得以通过,继续西行。可是,当地的传说却是这样的:若论唐僧的法术,原本可以顺利通行,无须在此耽搁时间。但他一向以仁爱惠民为本,当看到这里烈焰蒸腾,上无飞鸟,下无草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智擒牛魔王,取得纯阳宝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甘霖普降,从此这一带才广种棉花瓜果,人民赖以养生发展,世代康宁。至今,当地维吾尔族同胞还指认火焰山胜金口旁的峭石为唐僧当年的“拴马桩”,并热情地带领我们看了葡萄沟断崖上的“牛魔王洞”和高昌古城中的唐僧讲经台。

后一段也是19年,主要是译经、著书。回到长安后,他悉心翻译佛学经典,共译出《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重要经典75部,计1335卷,占唐代翻译佛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其间,他还把《道德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把中华传统文化介绍给了印度等国。

除了唐僧玄奘在国内和域外的历史真实形象,我在寻访古代丝绸之路过程中,还意外地听到许多富有传奇色彩、把唐僧玄奘加以神化的民间传说,这可以看作是与文学形象相对应的第四种形象。

从《西游记》中的唐僧,我又联想到另一部文学名著中的武大郎与潘金莲。据说,武大郎的原型,原本昂藏七尺之躯,相貌堂堂,文武兼擅;而其妻潘金莲,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属于贤妻良母类型。可是,到了《水浒传》里,却成了两个悲剧人物。在广泛流传于冀东南、鲁西北一带的民间传说中,这对“倒霉”的夫妻有着这样一段曲折的经历——武大郎家贫时,曾受过一位好友的接济。后来,这位友人遭受火灾,房屋片瓦无存,无奈之下便投靠已经当了县令的武大郎,当时心想,发迹了的武大郎,一定会重重地予以酬报。可是,公务缠身又兼赋性木讷、寡言少语的武大郎,虽也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却绝口不提赞助的事。他便心里憋着一口怨气,索性抬腿离开,另谋出路。如果只是一走了之,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岂料,“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当时,他气愤不过,想要给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以猛烈的报复,便极尽造谣抹黑之能事,编造了武氏夫妇的大量“丑闻”。光是“逞口舌之快”还觉得不解恨,于是又写成文字,随处张贴。这么一来,武家伉俪的丑恶形象,可就在冀东南、鲁西北广大地区传播开了。而武大郎本人却还蒙在鼓里,公务之暇,便全力张罗着给友人重建新房。几个月后,友人回到家里一看,可就傻眼了。悔愧之情,如黄河决堤,在心里上下翻腾,便捶胸顿足,发疯了一般,重循旧路,进行辟谣、更正。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入人耳,有力难拔”,再也无法挽回了。当然,关键还在于进入了谁的耳朵。由于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了大文豪施耐庵的耳朵里,这下可就麻烦了。出生于苏北兴化、喜欢走南闯北的小说家,正在构思《水浒传》的情节,酝酿着给英雄武松找个“陪衬人”,刚好听到了这个传说,而且两人同姓,结果一拍即合。这样,武氏夫妇这两个“冤大头”,可就背上了“黑锅”,永世不得翻身了!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王邦维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谈到,玄奘来到那烂陀寺,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已经逾百岁高龄的“校长”戒贤法师收他为亲传弟子,亲自教授他《瑜伽师地论》的大乘佛典。玄奘勤学好问,每天认真研读经书,梵文说得比当地人还好。在那烂陀寺,玄奘和多名学者切磋辩论。当时寺内通解二十部经论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五十部的只有十人,其中就包括玄奘法师。也就是说,玄奘的水平,在当时的那烂陀寺几千名资深学者之中,位列前十名。因为成绩优异,玄奘还获得了“留校任教”的资格,升任那烂陀寺主讲,其他僧人则成为他的听众。一位名叫师子光的印度僧人,在佛学理论上与玄奘的看法不一样,两人进行辩论,数次往复,最后师子光“不能酬答”,原来同意他的观点的学徒渐散,而转为跟随玄奘。由此,玄奘用梵文撰写了论文《会宗论》。论文发表,戒贤大师及大众无不称善。在那烂陀寺,他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出门可以享受乘坐大象的待遇。王先生说,“在那烂陀寺的岁月,可以说是玄奘一生中最精彩、最风光的时光。”

“玄奘井”开凿于北齐年间,相传玄奘自幼饮此井水,智慧早开,颖异过人,因此被誉为“慧泉”“神水”。“皂抱凤凰槐”是一棵能够扭颈的皂角树,传说玄奘西天取经时,树头向西,归国后,树头又扭向东边。因此,又称为“望子树”。西原墓地有玄奘父母的合葬墓。当地传说:玄奘西天取经,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母亲思子心切,日日燃香拜佛,为远在天边的儿子祈福。玄奘取经归来,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却又找不到坟地,心里十分难过,便牵着白马,漫步郊原。忽然,白马长啸一声,前蹄在地上踏出一个大坑,涌出泉水,待大水退后,玄奘母亲的坟墓便清晰地展现出来。还有“晾经台”,传说玄奘取经归来,在少林寺遇水浸淋,他们便把洇湿的经卷放到高台上晾晒。恰值观音大士云游过此,在空中见此情景,便吹过一阵轻风,很快就把经卷吹干了。从此,这里香火兴旺,名闻遐迩。

后来,我又访问了洛阳、偃师及唐僧故里缑氏乡。如果说,西行取经沿途的传说,对于唐僧玄奘主要是神化,通天撼地,法力无边;那么,他的故乡所流传的虽然也有神化色彩,而更多的则是富有人情味,紧密贴近生活实际。当地人民对他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童年生活故事和取经传说。

传说,当玄奘法师一行在旁遮普一带穿行时,碰上一伙强盗,当即被抢劫一空,还险些丧命,随行者都为蒙受损失、担惊受怕而失声痛哭,玄奘法师却朗声笑着,安慰大家说:“诸宝之中,生命最重。我等既生,何苦之有!”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玄奘取经途中,经过一个小国,住定之后,玄奘宣讲人天因果,赞扬佛法功德,原本不信佛教的国王,听了很受感动,便予以热情接待。夜间,法师两个随从人员遭到不明真相的土人刁难、驱逐,国王得知后,十分气愤,要予以剁去双手的严厉处罚。法师出面营救,劝说:“众生平等,不要毁其肢体。”国王接受了劝谏,将其痛打一顿,逐出都外。法师的仁慈、恻隐,使当地民众备受感动。上述传闻基本属实,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有类似记载。

为了探秘1300多年前唐僧玄奘的游踪,亲炙他的遗泽,我们按照当年法师走过的路线,首先去了恒河岸边的瓦腊纳西的鹿野苑,寻访了“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的遗迹,看了唐僧玄奘的朝圣地;而后,重点访问了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这是玄奘当日求学问道的世界上最辉煌的佛教研究中心。玄奘到达的当时,这里僧徒有万余人,居住庭院五十余所;每天有一百多个讲坛同时开讲,学术氛围十分浓厚。今天,大自然似乎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可是,人世间的一切已经彻底改观,即便是地面的砖石建筑也都荡然无存了。没有改变的是唐僧玄奘的光辉形象,关于他的取经求法、讲学问道的动人事迹仍然世代相传。

说到葡萄,这里也有一个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路过已经熄火多年的火焰山,把从域外带回来的葡萄种子交给当地七位贤人,并点地出泉,穿岩造井,传授葡萄栽植技术。经过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这一带成为世界闻名的“葡萄之乡”。这种说法显然是带有附会性质,因为《史记》载明,早在西汉年间张骞通西域时,这里即已普遍栽植葡萄。当地人民将这些善举一概归美于玄奘,反映出他们对这位高僧的无限仰慕之情。

也正因如此吧,面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关于唐僧玄奘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形象,才确有精研苦索的必要。

作者简介

姓名:王充闾 工作单位:

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有言:印度这个民族“不太重视历史的记述,对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都难免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因此,马克思才有‘印度没有历史’之叹”。这样,玄奘的精确记述,也就成为了解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所以,玄奘成了印度人最崇拜的中国人;他们感激玄奘使今天的印度人知道了他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回过头来,再说《西游记》。

1999年12月,我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行前,认真研读了《大唐西域记》和由玄奘法师两位及门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时贤往哲的有关著述,结合访问期间的大量见闻,逐渐形成了这位高僧的域外形象。

而后的人生,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前一段是取经。唐太宗贞观元年,玄奘和尚混在“随丰就食”的逃荒民众中离开京城长安,沿着河西走廊,西行游学求法。当时,他是偷越国境出去的,并不像《西游记》中所讲的,受到皇帝的礼遇,“备下御酒,发放通关文牒,送至关外”。取经路上,玄奘“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历尽艰难险阻,经过古代中亚和南亚地区大小一百多个国家,最后到达了印度。这段行程将近3年。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5年之后,又相继访问了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最后重新回到那烂陀寺。历时19年(一说17年,缘于对走出国境时计算上的差异),行程5万里,返回长安,共带回657部佛经、150粒佛舍利、7尊金银佛像,还有许多果菜种子,为加强我国同中亚、南亚诸国的友好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于玄奘40年、同样西行取经的义净法师写过一首《求法诗》,在佛门中广泛流传。诗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前几年我又欣喜地看到,由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此举不仅充分揭示了“迢遥万里取经路”沿途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内地、与古代中国的密切联系;同时,还大大补充了过去史料的不足,搜集到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传说,从而进一步深化与丰富了唐僧玄奘的不朽形象。

玄奘归国前,还经历了一场轰动“五印”的讲学活动。当时,印度最大的摩揭陀国的君主戒日王,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与会的有18位国王,三千名大、小乘佛教学者,还有其他人士两千人。大会特邀玄奘法师为论主。玄奘升座后,先阐扬大乘宗旨,说明作论的本意;又由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法师宣读全论,另外抄写一本,悬放在会场门外,遍告大众,如果有人能指出其中一字错误加以驳斥,玄奘法师愿当众低头谢罪。可是,连续五天,竟无人发言问难,出面反驳。于是,全国敬服,同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益发敬重崇拜,再度供奉贵重金银衣物,其他各国国王见状也纷纷效仿,但法师都一一婉言谢绝。

它虽然取材于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但书中所描述的那位三藏法师已经被神化变形了,取经故事情节也都是小说家通过想象加以虚构的。大约从南宋年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经过金代院本《唐三藏》《蟠桃会》,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踵事增华,敷陈演绎,唐僧玄奘就已脱离了原型;再经过明代正德、万历年间的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在这些话本、戏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挥高超的想象力,进行艰苦卓绝的艺术再创造,最后完成了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创作。就是说,小说中的唐僧玄奘形象,并非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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